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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夏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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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晚上不到8点，雨后的上海已进入夜色。柏油马路湿漉漉，在路灯的照射下反射出了亮黑色的光泽。

静安区芷江西路一六五弄小区的几个主要出入口，摆放着露天垃圾桶。桶里装满了垃圾——没有分类，桶外还堆有不少，散发着异味。

其中一处塞满了垃圾的垃圾桶，旁边还有两只猫

从小区正门进来，往前走到尽头是半年前由居委会筹建的垃圾箱房。箱房周围聚集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位穿着黄色志愿者服的男士，正在指导一位前来扔垃圾的女士——“湿垃圾扔这边，干垃圾扔这里。”

女士把一袋装有厨余垃圾的塑料袋打开，将里面的垃圾倒进棕色门里的棕色桶，然后将塑料袋和另外一个装有卫生纸的垃圾袋一起扔进了黑色的干垃圾桶里。

一六五弄的垃圾箱房

箱房旁贴有一张告示：“垃圾分类扫码时间：上午7:30-8:30，晚上19:00-20:00”。

“每天下班很晚的人怎么扔垃圾啊？” 我凑近箱房外的人群，问道。

“箱房会开着。门虽然关着，但上面的板子可以推开，还是可以扔垃圾的。规定没有那么死，因地制宜嘛。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晚上七点到八点会有志愿者来指导垃圾投放。”一位手拿折扇、穿着白色背心的大爷对我说。大爷是社区居委会主任，志愿者基本都是居委会的退休人员。

一六五弄是一个老小区，尽管两年前就开始做干湿垃圾的分类试点，现在依然会有人乱扔垃圾。当《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之后，如果碰到乱扔垃圾的人，会怎么办呢？

“对那些三番五次乱扔的人，说了不听的人，我们会拍照发给城管，由城管罚钱。”大爷说。

根据《条例》的规定，个人混投行为将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而单位来如果未按规定将垃圾分类投放，最高可处5万元的罚款。

6月30日中午时分，西藏北路地铁站旁的麦当劳已经实行垃圾分类。

二楼餐厅的一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一堆顾客用餐之后剩下的垃圾：餐巾纸、薯条盒、番茄酱、饮料杯、薯条、鸡骨头。一两分钟之后，一位女服务员过来了。她把垃圾装盘端到了麦当劳垃圾桶上方放餐盘的位置，然后将不同类型的垃圾分拣出来，投放在两个并不相邻的垃圾桶里。

“您现在在做垃圾分类吗？”我问道。

服务员笑着对我说：“是啊。现在上海都要做垃圾分类了，明天7月1日就要正式实施。不分的话就要罚钱，像我们这种餐厅罚得更多。”

“那现在餐厅的垃圾分类是不是都是你们在做？顾客吃完之后就走了，这会不会给你们增加很多工作量？”刚才的情形让我不禁问到。

“是啊，现在都是我们在做，但是没有办法，不分就要罚钱啊。”服务员略带苦涩地笑道，“我也不想分，但总是要有人分啊。而且这件事也为了环保嘛。”

老家在福建的肖阿姨今年已经五十九岁，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老家做工的工厂倒闭之后，就来到上海打工，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现在一家人都在上海。

五年多前，肖阿姨开始在芷江公寓做保洁，一直干到现在，每个月拿着2420块的薪水，负责整个小区的保洁工作。

2014年，上海一家专注于社区垃圾分类的社会组织爱芬环保在政府的支持下，来到芷江公寓推广垃圾分类。在教社区居民垃圾分类的同时，也推行了一套由上海政府建立的绿色账户积分系统。于是保洁之外，监督居民垃圾分类也成了肖阿姨的工作之一。

小区里的住户每家有一张印有条形码的积分卡片，每次扔垃圾的时候，如果分类投放到对应垃圾桶的话，肖阿姨就会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给住户的卡片扫码积分。积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居民就可以兑换由政府提供的沐浴露、洗发液、肥皂等生活用品。

积分卡片

6月30日下午，当我第一次来到芷江公寓的时候，肖阿姨和她的丈夫正在清理小区垃圾箱房门口的一大堆脏衣服、纸壳、外卖盒、药品、日光灯管等垃圾——这是一户昨天搬家的人留下的东西。

肖阿姨和他的丈夫把这堆垃圾分类归置：纸壳、塑料瓶收起来放在箱房旁的一个专门堆放这些可回收物的小隔间里，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送到附近的废品回收站，贴补微薄的收入。脏衣服、外卖盒之类不好变卖的垃圾则扔进干垃圾桶，药品、日光灯管则要放进红色的有害垃圾桶里。

在我和肖阿姨攀谈的过程中，一位老奶奶提着一袋垃圾过来扔，里面装有果皮和一些剩菜。在将这些食物残余倒进湿垃圾桶之后，用于盛装的塑料袋被扔进了干垃圾桶，然后老奶奶去旁边的洗手池洗了一下手，看起来熟练自然。

我问她：“您觉得现在垃圾要分类扔麻烦吗？”

老奶奶说：“不麻烦，我们都做了好几年了，知道该怎么分。”

芷江公寓的垃圾箱房

小区里来扔垃圾的居民大部分都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知道如何分类、如何投放，但是在我对这个小区连续三天的走访中，仍然会看到有一些居民会将厨余连同塑料袋一起扔进湿垃圾桶。每当这个时候，肖阿姨就会把塑料袋捡出来，扔进干垃圾桶里。

“做这个东西，你不耐心，你跟人家吵架啊？他乱扔，你又不能得罪他，没办法。你越说，我们看不住他，他就可能越乱倒。什么人都有，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得很好。”肖阿姨对我说。

尽管第二天就要上海就要正式开始强制生活垃圾分类，但没有人通知肖阿姨接下来要怎么做。是否要定时投放，对于乱扔垃圾的居民是否要罚款？一切仍是未知。

从6月底到7月初，在我走访过的小区中，居民乱扔的情况都存在，无论是一六五弄、芷江公寓，还是作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扬波大厦和包运大厦。

“我们的预期不能放得太高，因为垃圾分类分得好的国家，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也是有不少毛病在。”爱芬环保的干事宋慧认为现在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理解。

不过，这些小区大部分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并没有觉得很麻烦。至于定时投放的问题，每个小区也在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规定并没有那么死板。即使在已经实现定时投放的包运大厦，考虑到居民的需求，中午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投放湿垃圾和干垃圾，而为了照顾一些下班晚和吃饭晚的居民，大厦的保洁大叔现在也把箱房的开放时间延长到了晚上10点。

考虑到居民需求，包运大厦设置了三个垃圾投放时间段

这样的结果就是保洁大叔每天早上五点过就要起床，晚上11点以后才能睡觉。这同样也是肖阿姨的作息时间。

7月1日，《条例》正式实施。这一天，一六五弄那些曾经露天摆放的垃圾桶已经不见了，现在只能去垃圾箱房扔垃圾，小区看起来整洁了不少；芷江公寓还是和之前一样，没什么变化，依然没有人通知肖阿姨《条例》实施之后要怎么办；我入住的酒店在电梯口摆放了一个垃圾桶，分为了湿垃圾和干垃圾两部分，餐厅也专门拿了两个用来装厨余的棕色带盖的垃圾桶。

一六五弄的露天垃圾桶已经不见了

酒店阿姨的工作变得比以前更为繁琐。“现在我们垃圾都要分开装，这个袋子装干垃圾，这个袋子装湿垃圾，这个用来装瓶子，”阿姨分别指了指挂在清洁车上的三个袋子，“以往我们都是一起扔的。客人吃剩下的外卖餐盒现在得先把里面的剩饭剩菜倒出来，然后（再把湿垃圾袋里的垃圾）统一倒到那个棕色的桶里面，盒子和剩饭剩菜要分开装。”

上海垃圾分类的压力，很大程度上落在了拿着微薄收入的基层工作人员身上，无论是餐厅的服务员、酒店的阿姨还是社区的保洁员，尽管他们是城市中产生垃圾最少的人群之一。

当垃圾分好类之后，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垃圾最终的处置会不会又是混在一起？

一六五弄的居委会主任告诉我：“不会的。拉干垃圾和湿垃圾的车来的时间都不一样。早上6点过运湿垃圾的车来收湿垃圾，中午1点过运干垃圾的车来收干垃圾。不会混着收。”

肖阿姨也告诉我，每天早上6点过收湿垃圾的车来收湿垃圾，干垃圾的车则在上午11点过来收干垃圾，而且如果湿垃圾中混有太多的干垃圾，或着干垃圾中混有太多的湿垃圾，收运公司可以拒收。等车开走之后，肖阿姨会把空出来的垃圾桶挨个洗一遍，接着把垃圾箱房的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全年无休，每天如此。

上午11点半，收运公司的人来收干垃圾

收运之后，肖阿姨清洗垃圾桶和垃圾箱房

危险废物和可回收物的收运则要简单一些。“这两个垃圾都很少。可回收的垃圾等装满之后，我们会叫废品收购站的来收。有害垃圾很少，基本上没有，就一些废电池和药瓶。等满了之后会叫专门的机构来收。”一六五弄的居委会主任告诉我。

芷江公寓的垃圾箱房上专门贴了一张《垃圾分类管理职责告知书》，上面清楚地写了各类垃圾的收运企业、联系电话、作业频率和处理去向，如果居民“发现环卫企业违规作业，混装混运，可拨打行业投诉电话”进行投诉，不改正的企业将面临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垃圾分类管理职责告知书》说明了垃圾的处理去向

上海本地媒体也在介绍垃圾分类之后是如何运送和处理的。这段时间，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下午的《新闻坊》栏目在播放上海本地新闻之余，都会拿出不少时间介绍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6月30日该栏目就专门讲了湿垃圾如何收运，如何在再生资源中心变化成为有机肥。

分类之后，由于湿垃圾会进行专门处理，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的压力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不过上海现有的湿垃圾处理能力仍然存在不小的缺口。

6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里面提到上海每天湿垃圾分出量约6100吨/日，而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只有5050吨/日。这意味着目前湿垃圾的处理能力存在约1000吨/日的缺口，无法资源化的湿垃圾，目前仍然只能靠传统的填埋或焚烧处理。为了应对这样的缺口，上海市政府要求“加快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建设，到2020年全市生活垃圾焚烧能力达到20800吨/日，湿垃圾资源化能力达到7000吨/日。”[1]

对此，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后李长军认为，垃圾处理设施当前存在缺口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大的体量，总是中间会有一些过程导致说这块儿慢了或那块儿慢了，因为建设也需要周期。”他说。

他还强调：“不能说后端没跟上，我前端做的分类就没意义，前端超前了，后端加上脚步跟上就可以了。后端也会觉得说你前端没有分好，我建设了的话，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前端都是混的过来，后端也不好处置，它的成本也会很高，也容易损坏。这时候就前后互相抱怨，那垃圾分类就肯定运行不下去了。”

李长军总结说：“前后总会要有一定的协调，不要前面跑得太快，或者后面跑得太快，因为无论哪边跑得太快，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垃圾后端处理能力的建设是解决垃圾问题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这方面，常被国内媒体标榜为垃圾分类样板的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把一切包进塑料。现在它想打击塑料污染》（Japan wraps everything in plastic. Now it wants to fight against plastic pollution）的文章。

“日本对于卫生的沉迷加上其对于自己顾客服务的自豪，让每样东西都被精心地包装、再包装，装进好几层塑料中。

在一家当地的商店，即使土豆和胡萝卜都被单独用塑料膜包装。在日本，每人每年会用掉大约300-400个塑料袋，换句话说，日本全国一年会用掉超过400亿个塑料袋。”文章的作者Simon Denyer 如是写道 [2]。

《华盛顿邮报》援引日本塑料垃圾管理研究所（Plastic Waste Management Institute Japan）的数据指出，日本国内产生的塑料垃圾中有14%的被出口，真正得到循环利用的只有14%，剩下的大部分都被焚烧。被出口的塑料垃圾大多流向了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人知道这些塑料垃圾最终是被回收、焚烧、填埋还是倒进了海洋 [2]。

即使在日本国内，分类也没有让日本的垃圾问题得到真正解决。根据《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的报道，在2018年初中国政府开始停止进口废塑料之后，日本多座城市堆满了数十万吨的垃圾，一些废品公司堆积的垃圾甚至超过了法律限值，而塑料只占日本垃圾的一小部分。根据日本环境部的数据，日本在2016财年扔掉了4317万吨的垃圾 [3]。

不只是日本，包括美国、英国、德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都存在分类后的垃圾无法处理而大量堆积的问题。

归根到底是垃圾的处理速度远远跟不上垃圾的产生速度，一种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内在矛盾：经济发展带来越来越多的消费，同时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垃圾。“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经济体量已经出现数十倍的增长。这样一来，所有符合技术和规则要求的行为都产生数十倍的垃圾。可以说，在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下，经济和垃圾的规模都在无限扩张，这是当前世界环境问题的主要症结。”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的李志青在《解决垃圾问题仍需转变发展理念》一文中写道。[4]

在环境领域，处理垃圾问题有所谓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回收利用（Recycle）。排在第一位的是减量化而不是与垃圾分类直接相关的回收利用，因为将废旧材料用于再生产环节仍然会产生废弃物，仍然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且没有什么东西是百分之百可循环再用的。

例如“把废纸制成新纸箱和新纸张，需要进行高耗能加工。取决于纸张的类型，单根纤维只能经过六到七次这种加工过程，否则就会受损。同样地，很多塑料也只能被循环再用一次，然后就不得不进行‘下降性循环’，制成不可循环的产品，如铺在后院露天平台里的木塑复合地板。”[5]

因此，要想真正地解决垃圾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垃圾的产生。

日本政府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表示将在2030年前将塑料的使用量减少25% [2]。日本环境省长 Yoshiaki Harada 在6月3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强制商店对塑料袋收费，建议价格为每个7-10日元（约为0.4-0.6元人民币）[6]。

和日本一样，上海也存在垃圾不断增长的问题。

“上海现在的垃圾量是每天2.6万吨，2015年的时候是2万吨每天，所以它是逐年增加的。对上海市政府来说，它其实最大的压力跟痛点是垃圾量太多了。”爱芬环保的马晓璐对我说，“现在老港垃圾综合处理中心整个占地面积是30平方公里，媒体比喻是说比中国澳门行政特区还要大，而且不是说要建这么大的，是被迫扩建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对于上海来说，垃圾的管理和处理的压力非常非常大，这个是一个现状。”

为了解决垃圾增长过快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在《条例》中共有12处提到了垃圾减量，并明确写明要“促进快递包装物的减量化和循环使用”。在6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宣布“宾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目录、餐饮行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用品目录、公共机构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目录已陆续出台”。

当然，与日本相比，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优势。多年接受海外垃圾客观上让中国构建起了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垃圾再生资源网络，无论是塑料瓶、废纸箱还是被淘汰下来的旧手机。

“我们国家的回收网络是全链条的回收，我们有自己后端的处置，而很多发达国家是没有后端的处置的。把后端的处置规范化、正规化，加上垃圾分类，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垃圾处理的闭环，把垃圾处理得很好。”李长军表示。

然而，随着人工成本和土地租金等的上涨，回收企业的利润空间可能会越来越低，进而难以为继。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废品回收体系就是因为处理成本上升，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对原材料的大量需求，而逐渐瓦解——中国买家能给出比美国回收工厂高得多的价格，大量的废品因此被出口到中国 [5]。

“成本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是不是要出台一定的扶植或补贴的政策呢？未来可能要考虑一下。”李长军表示。

7月3日，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住的房间的门锁坏了。在酒店维修小哥打开门锁更换电路板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我这几天在社区问过不少居民的问题：“上海垃圾分类对你们有没有影响？”

“对酒店影响比较大，对我们倒没什么影响，就是把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倒嘛。”这位看起来二十多岁的维修人员对我说。

这大概就是生活在上海的普通人对垃圾分类的感觉，而不是网络上各种亦真亦假的吐槽段子，在上海政府逐步推进这一举措的过程中，垃圾分类正慢慢融进当地人的生活。

上海之后，国内其他城市也将垃圾分类工作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北京、深圳、成都等城市纷纷发布消息将对现有的生活垃圾管理政策进行修订；此前对垃圾分类问题已有立法的杭州则在6月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7]

多年宣传之后，垃圾分类似乎真的要走入每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了。在这场与垃圾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中国是否能借助垃圾分类扭转战局，并通过利用自身的回收产业优势、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真正解决垃圾问题，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的覆辙，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1]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59462.html

[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japan-wraps-everything-in-plastic-now-it-wants-to-fight-against-plastic-pollution/2019/06/18/463fa73c-7298-11e9-9331-30bc5836f48e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750f9ae5b9a3

[3]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1/16/national/science-health/trash-talk-tokyo-city-opens-bar-waste-management-facility-spark-environment-debate/#.XSR7GfZuI2w

[4] 李志青. 解决垃圾问题仍需转变发展理念[N]. 社会科学报,2019-06-06(004).

[5] 亚当·明特《废物星球》重庆出版社

[6]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6/04/national/japan-ban-free-plastic-bags-stores-small-midsize-firms-may-exempt/#.XSR8lOgzY2x

[7]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9/07/04/599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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