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临别赠言值千金:中国科技有三害-深度-知识分子

这个临别赠言值千金:中国科技有三害

2018/08/29
导读
8月26日,“80后”数学家、2017“未来科学大奖”得主许晨阳离开北京、飞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执教。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谈了他这几年的一些观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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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晨阳


撰文 | 李晗冰(本刊特约记者) 

责编 | 陈晓雪


  


8月26日,“80后”数学家、2017“未来科学大奖”得主许晨阳离开北京、飞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执教。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谈了他这几年的一些观察与思考。


在许晨阳看来,国内科技界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物质条件已经不错,软环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2012年,在麻省理工做完博士后研究的许晨阳入选首批“青年千人计划”,回国加盟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凭借在高维代数几何领域的系列突破性工作,他先后荣获求是基金会杰出青年科学家奖、第十三届中国青年科技奖、2016年度拉马努金奖、2017未来科学大奖“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奖”等奖项,并获聘长江特聘教授、庞加莱讲座教席。去年9月,他接受麻省理工的聘请,自今年秋季起到该校数学系担任教授。


“加入麻省理工并不是因为我在北大过得不好。”许晨阳表示,回国这几年,他在北大发展得很好。“一方面自己的研究做得不错,同时这几年回国的年轻人越来多越多,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做代数几何的学生是以前的好多倍。”


“中国的代数几何要发展,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许晨阳认为,麻省理工数学系有很国际的一面,所以去那儿一方面出于自己发展的考虑,同时也会帮助中国代数几何的发展。


说到国内科学界的情况,他说:“根据回国这几年的观察,我觉得物质方面条件已经不错了,但是在软环境上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得到很好的纠正,相信中国的科学会发展得更好。”


问题之一:学风比较浮躁

 

“一个问题是,我感觉国内的学术界有些地方比较浮躁。”许晨阳举了个例子:跟自己在国外的时候那些博士同学相比较,感觉国内的博士想得比较多。“我当时在国外的时候,对学术之外的事情,比如说毕业后怎么发文章、几年以后怎么职称晋升、竞争什么人才计划等,都考虑得比较少——大家要更单纯一些,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把学术做好。”


此外,许晨阳认为,国内好像有这种现象:出个结果一定要发个新闻。“这个事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有点新闻导向研究。学术成果应该让内行来评价,但新闻主要不是给内行人看的,所以有点外行引导内行的价值取向。”


他进一步说:基础领域的学术成果比较专业,不见得一做出来马上就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不见得发很好的杂志——即使发很好的杂志,也不见得公众就能理解。“我觉得现在国内做研究有一点‘等不及’、急于求成的意思。当然,可能在一个社会在发展很快的时候,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觉得也不光是学术界,可能各行各业都有。”


问题之二:学术造假得不到惩处

 

“从新闻报道上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术不端不被惩罚。”许晨阳说,“据我所知,数学领域的造假事件很少。但从新闻报道来看,别的领域涉嫌学术造假的事情时有曝光,其中有刚起步的学术新秀,也有如日中天的大牛。”


他坦陈:对于数学以外的学术问题自己是外行,但从该领域的学术同行的讨论、留言看,感觉学术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学术造假。“让人吃惊的是,涉嫌造假的事情被曝光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处理的消息,更谈不上具体的惩罚措施。”


判断学术造假很难吗?


“这对于同行来说应该不是多难的事。”许晨阳说,只要认真核查实验过程的原始数据,就应该比较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至于有些报道中提到的‘一图多用’,更让人觉得是故意造假,而不是‘缺少经验’、‘不懂规范’。”


他认为,对于涉嫌学术造假现象,处理时如果避重就轻、文过饰非、不了了之,对专心做学术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他造假之后,什么基金、项目、头衔、职务都得到了,但最后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你让那些专心做学术人的怎么想?”许晨阳说,“如果‘零容忍’最后变成‘零作为’或者‘不作为’,就会让许多人误认为:我们的制度不惩罚或惩罚不了学术造假。如果是这样,我觉得影响是很坏的。”


“个别造假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于学术基本原则、准则的态度。”许晨阳说,不管是哪个研究领域、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得尊重、遵从基本的学术规范。“如果一个国家连对基本的学术规范、学术原则都马马虎虎、缺少尊重和敬畏,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问题之三:对年轻人支持不够

 

“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对年轻人支持不够。”许晨阳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年轻人为申请各种项目耽误太多时间,在学术管理层面机会太少。


他举例说:有时候科研经费一下子拨很多给某个学术大牛的课题组,比如一年几千万元。“其他领域我不知道,搞‘纯数’(基础数学)绝对用不了这么多钱。搞‘纯数’不需要那么多实验器材,出去开个会、带几个学生,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钱。在我自己看来,经费太多,其实反而是让人心烦的事情。与其把几千万元拨给一个大牛,我觉得真不如把这个经费平均一下、多支持一些年轻人,比如增加优青、青千的数量,让他们少为申请项目发愁。”


许晨阳认为,数学领域这么做,肯定是学的其他领域,或者说其他领域都这么做了,可能也不好单独把数学拿出来。


说到年轻人的水平,许晨阳说:“我觉得数学圈里面自己认识的年轻人,大部分学术能力还是挺好的,还都是挺纯粹的,值得大力支持。我自己感觉,数学领域近几年从国外回来的这些年轻人,普遍水平要比以前高很多。应该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衣食无忧、更多地专注于学术。他们其实也不要求太多东西——起码数学圈的人我觉得不会太纠缠这个东西,只要让他们不用愁经费就行了。”


许晨阳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一边是有能力的年轻人为申请各种项目耽误太多时间,一边是功成名就的大牛在怎么使用经费上花太多时间。“我就觉得现在锦上添花太多、雪中送炭太少,应该对年轻人支持更多一些。”


在学术管理层面,他认为,让年轻人参与学科规划和项目、人才、奖项评审等学术管理活动,不仅充分会发挥年轻人的长处,而且也能提高规划、评审质量,对整个学界都好。


“和我年纪相仿的第一批‘青千’大都35岁过了,不管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学术管理上,许多人已经挺成熟了。其中有些人有兴趣、有能力参与学术管理,应该让他们多做一些。”许晨阳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各种学术委员会、评委会,并没有请一些真正有水平的年轻人参与,总是一些比较老的人参加、主持——他们可能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得不错,但是毕竟只涵盖很小的一块。“有的时候找评委,宁愿找领域相近的年纪大的人,也不愿意找能包含更多领域、做得更好、走得更远的年轻人。”


“我在拿到‘未来科学大奖’之前,一直被当作年轻人当中数学比较好的,但我只去过一两次评审委员会。周围其他和我年纪差不多、水平相当的人,也几乎还没有听说过有多少人进入过评审委员会。”


许晨阳认为,国内年纪大的人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方向上做得很好,但是很多新的方向他们其实不了解,而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则在许多新领域做得非常好,对国际前沿比现在许多更资深的人了解得更多。“很多新的方向、领域,以前在国内几乎没有人做,突然这几年做的人多起来了,在相关评审方面,实际上完全可以把更多学术权力给年轻人——我想以前那些人是难以判断这些方向的。”


回想自己在美国读博士、做博士后的经历,他说:“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大家很早就进入学术委员会、评审基金等,那边的年轻人跟那些更资深、更有名望的地位相对比较平等。而且,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也知道将来数学发展要靠这些年轻人,因此彼此的关系就比较和谐。我觉得中国就有点还是看重过往、更看重资历、头衔这种外在的东西。”


“别的领域我不太了解,但就数学来讲,年轻人确实做得很好。”许晨阳说,现在有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就是说一些已经在国内获得很多资源的人,他们好像不积极吸纳国际上先进的研究,却有意无意把国内圈子固化。“这一点其实挺让人担心的。”


“当然也要警惕另一种倾向——一旦一个人学术做的好了,就立马提拔当领导。”许晨阳说,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就是科学有天赋,你让他做其他事情他也做不好,对他的天赋也是一种浪费。“在学术界里面做这种事务性的服务,得有一定的学术,但不是说学术越好,协调、组织能力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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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之前,许晨阳在北大的办公室前留影 李晗冰摄


“我对别的圈子没有那么熟,但就数学圈说,那些在很多最好的学校受过很规范教育的年轻人,我们花了这么多经费、资源把他们给招聘回来,当然希望他们大有作为。”他认为,对于只喜欢做研究的,你让他安心做研究;有的人在自己的学术之外喜欢参与一些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就可以让他们更大的空间、多做一些事情。


采访结束时,许晨阳说:“现在国家做科学的人越来越多、体量越来越大,而且现在投这么多钱,当然希望投入跟产出比越高越好。其实对于国家来说,科研经费也是一种投资,投资就希望更有效率、产生更好的回报。我们国家现在硬条件方面投资很大,如果能在软环境方面做得更好,这些硬投资会更有效,那我们国家科技进步的速度就会更快,也不辜负社会公众对科技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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