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来源：汤森路透网站截图

撰文 | 贾鹤鹏（中科院《科学新闻》原总编辑、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研究生） 苗伟山（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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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时间6月13日，汤森路透集团发布了2016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在本年度最新收录的11990份科研期刊中（其中SCI覆盖的自然科学领域为8778份，SSCI覆盖的社会科学领域为3212份杂志），中国的学术期刊收获颇多。

相比2013年和2014年分别被收录的162份和173份SCI期刊，2015年有185份中国杂志被SCI收录，其中16份为新收录的期刊。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科学评论》2015年入选SCI索引，创刊以来首个影响因子就达到8分荣登综合类期刊的第5位，与Science、Nature等“百年老店“相提并论。而中科院旗下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提升至14.812，稳居亚太地区生命科学类学术期刊首位。

坊间自然不少赞誉。而批评中国科研跪舔SCI的声音也从不稀缺。就在不久前，知名科技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影响广泛的《“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一文，更是声讨所谓影响因子及其所依赖的期刊引证报告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不过是汤森路透公司赚钱的伎俩。

1 影响因子走下神坛

应该说，江教授的文章延续了人们近年来对中国科研评估唯SCI马首是瞻的抗议姿态，从科技与社会相结合的更深刻视角阐释，对于促动期刊影响因子走下神坛有积极作用。江教授以其一贯的生动文笔写道：

其后，江教授的文章从影响因子的商业属性讲起，到其创办人加菲尔德如何以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的名称淡化商业色彩的创业，再到收购了ISI的汤森路透将预测诺贝尔奖作为营销之道，最后揭示汤森路透据此获得的巨额利润。文章可谓极为生动。但反复通读整篇文章，也没有看出来影响因子或Web of Science究竟“毒”在何处？究竟如何不公正？这位《中国科学报》的资深女记者又中了什么毒？是因为汤森路透是私营公司赚了钱？还是因为加菲尔德老爷子当年非要告诉人们自己不是私营公司、甚至通过“挂靠”等灰色手段栖身某个学会的“行骗”作为？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似乎这些都不能构成“毒”。私营公司赚钱天经地义，但这并不必然与其产品的公正性、权威性相冲突。如今连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都要把火箭发射委托给私营公司Space-X和资本大腕马斯克（Elon Musk）。

当然，江教授的文章中不曾提到但却是科学界非议最多的，是影响因子的滥用，把评期刊的标准用来等同于文章质量，并进而将之变成了评定科研人员个人的工分。《知识分子》（微信号：The-Intellectual）的创办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饶毅自回国起就抨击这种做法。他也一向反感青年科研人员用发表在CNS（Cell, Nature, Science）的论文给自己贴金，或在简历中把杂志的分数都写上、恨不得可以进行加总的行为。

2 从误用到滥用

饶毅先生说得很有道理。以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估研究人员个人水平，的确有失偏颇。影响因子是全刊引用总数被论文篇数平均的结果，当然不能代表个别论文的水平；影响因子在不同学科分布极为不同，把数学与生物学相比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单篇论文的引用数本身也并不一定代表论文得到重视。比如法国科研人员塞拉利尼发表在知名期刊《食品与化学毒理学》（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上、但最后被撤稿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研究，一经发表就引用者众，但绝大多数引用者都是批评这项研究不可靠的。如此引用，即便能提升期刊加总平均的影响因子，恐怕也不能说明研究本身的质量。

正因为不能将期刊的影响因子等同于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学者的科研成就，所以学界公认的评估是小同行的同行评议。在多数情况下，小同行对彼此的工作是清楚的，即便不是立刻明了，通过快速检索一下同行的论文，也能对其工作了解一个大概。

既然如此，我们还要看论文引用数或期刊影响因子有什么用？答案在于，科学界并非只有小同行；而且，即便在太平盛世，科研资源永远也比人们想要的少。于是大学需要排名、期刊需要选优、课题组需要竞争、大学校长需要了解雇员的科研绩效。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因子应运而生。多年来学界的运转表明，在机构层面上，影响因子仍然不可缺少。笔者曾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做过2005-2008年度的纳米健康环境研究的资助效果评估，发现NSF也要听听自己投入的每项大钱产生了多少高影响因子的期刊论文。

只是，科研评估有不同的需求，既有需要看精选的汤森路透的Web of Science（以及更加精选的Nature Index），也有需要看收刊更多的Scopus （Elsevier公司出版），还需要看本土语言的各种索引数据库。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因子（不论其是用Web of Science，还是Scopus，或者是Google Scholar算出来的）与科研评估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它们毒害了科学，至少是言之过重。

当然，正如江教授指出的，为了推广其产品，汤森路透或爱思唯尔都会通过诸如预测诺贝尔奖或者指导学科布局等高大上的项目来粉饰自己的能力。对此，学界应该保持相当的清醒态度。正如我们不能断言影响因子“有毒”一样，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文献计量工具就可以完全准确预测科研的发展。即便确有准确预测，也没有必要替影响因子大唱赞歌。无需讳言，影响因子在个人科研评估中的滥用至今仍然在影响广大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

3 心虚与自强

既然大家都明白影响因子滥用的祸端，何以其滥用仍然普遍？无他，科研行政化肇其事也——不懂行但可以支配懂行者的人，需要标准化的信息来分配资源和评估其使用效果。

有关科研行政化弊端的论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此处毋需赘言。行政化的核心，在于官僚体系逐层的数目字化管理。资源的分配需要算数、研究的多寡和好坏需要算数、是否产生效果同样需要算数。正是如此庞大的对数目字的需求，造就了以标准化数据库为基础的各种影响因子系统的庞大市场。但各种影响因子系统，如Web of Science、Nature Index、Scopus以及google scholar （当然谷歌不是靠卖产品，其打法又是另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在这一市场上进行充分竞争。Web of Science及其所支撑的SCI/SSCI索引无疑是最大的胜出者，而其胜出的原因似乎可以用产品与需求的吻合来解释：不是太大以至于选刊可能良莠不齐，又不能太小以至于其所选刊物无法覆盖大多数被考核的科研人员。

相比较而言，同样依赖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社会科学索引(SSCI)，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就远逊于SCI，除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因素外，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发表国际论文还没有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主流。广大人文社科学者还主要要依靠同方或万方这样的国内数据库。当然顺便说一下，同方或万方也同样是商业公司。

科研行政化虽然大有弊端，笔者如今却想从积极方面为其说两句话。科研行政化导致了资源由不懂行的人来分配固然不假，但其前提是有资源可分。而且，退回20多年前SCI开始主导中国科研评估时，我们经历的情况其实是从没有资源、从探讨是否要撤销中科院，到突然有了需要分配的资源。彼时对科研成果标准化的评估在决策的口号支持下，应该体现了一种进步。

当然，中国的科学评估也在进步。眼前就有一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孙其信校长不久前访问了康奈尔大学。在参加其揽才座谈会前，本文作者与一位康奈尔的优秀中国博后张琳琳博士交流，询问她何时争取“青年千人”，张博士表示，她只有一篇Nature的共同一作，觉得要入选青年千人，起码要有两篇CNS。

果然，在孙校长座谈会上，有关牛刊发文量与科研成就认定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没想到孙校长坦率地表示，“青年千人”或者其他杰出引进人才计划，从来就没有要求两篇CNS。不仅如此，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的论文也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孙校长坦言，之所以以前我们会强调CNS，强调期刊分数，是因为我们不懂。但现在我们懂了，或者即使不懂，我们也知道去哪里找懂的人来做出评估。

孙校长坦言的内容并不一定能代表中国科技界的普遍认知，但其中体现的进步则毋庸置疑。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期刊的进步一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科学评估不会停下其向前的脚步。在中国科学融入世界、越来越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反思，，在终于可以穿上皮鞋、但仍然需要有时捂紧口袋打好算盘之际，是否因此就把卖鞋的人（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物美价廉的鞋，需要更多卖鞋人来竞争）以其赚钱为借口踢下道路，回到穿草鞋的状况好像并不是确保学术进步的正确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