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撰文｜胡化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责编｜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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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物理学在中国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以有留学生去西方国家学习物理学为标志。

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派出不少人出国留学，但没有人专门学习物理。留学生中有研习物理者，自20世纪始[1]。20世纪上半叶，学习物理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埋首苦干，加倍努力，使物理研究得以开始，得以扩大，使我四千余年中华古国从此而有物理科学”[2]。

就研究而言，可以把物理学分为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就运用而言，可以将之分为理论物理和技术物理。一般认为，理论物理包含相对论与引力理论、宇宙学、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统计物理、经典场论、非线性物理等分支学科。

理论物理立足于科学实验和观察结果，借助于数学工具、逻辑推理和观念思辨，研究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从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理论，具有解释已知和预言未知物理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能力（[3]，页12—13）。

20世纪上半叶，物理学在中国得以初步建立；20世纪下半叶，该学科得到了很大发展。总体而言，与技术物理相比，上个世纪中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速度明显缓慢。

1935年，为纪念《科学》杂志创刊20周年，严济慈先生应邀撰写了《二十年来物理学之进展》一文，从人才培养、专业研究、成立学会和创办杂志几个方面，全面总结了物理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状况。文章列出了53篇国内物理学工作者在欧美等国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题目及作者，其中仅有燕京大学物理系英人班威廉（William Band）的一篇讨论协和物理场的论文属于理论物理；文章也列出了在《中国物理学报》等国内刊物上发表的55篇论文，其中除了周培源一篇介绍膨胀宇宙论和束星北一篇讨论万有引力的论文外，余者也都不属于理论物理[1]。

十年后，钱临照先生在《物理学》一文中专设“物理学在中国之发展”一节，在上述严文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文章按分支领域列举了当时70位在研究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年轻学者，其中属于理论物理者仅有研究相对论及宇宙论的周培源和束星北、研究统计力学的王竹溪和张宗燧[4]。

1950年，周培源和王竹溪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理论物理》一文，对国内学者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概括性总结，其中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成果极少[5]。

1960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中国科学院组织各学科的专家编写了《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丛书，其中《物理学：1949—1959》分册总结了该学科各个分支领域取得的成就。书中从基本粒子理论、原子核理论、固体理论和统计物理四个方面总结了在理论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十年来理论物理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工作人员的数量较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四倍。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太差，现在所达到的水平还不是很高，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6]

1966年，以朱洪元和胡宁为代表的中国粒子物理学家提出了“层子模型”，这是一项得到国际同行肯定的成就。

上个世纪末期，我国在理论物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整体而言，与研制“两弹一星”及其他高端设备所突破的物理技术相比，20世纪我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的水平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状况？值得我们回顾与反思。

笔者认为，造成我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考查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出国留学所学专业及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做的研究工作，可以看出学习理论物理的人相当少。

据不完全统计，从1900至1952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者至少有168人（[7]，页1243—1252）。从这些人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出，其中仅有周培源、吴大猷、张宗燧、胡宁、彭桓武、马仕俊、朱洪元、黄昆、程开甲、王竹溪、王明贞等10余人在留学期间从事的是理论研究，余者所做的基本上都属于应用物理或实验物理研究。

赴欧美先进国家留学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高端科技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后来在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庚款留美计划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最多。《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规定，派出的学生中，“百分之八十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百分之二十专修法律及政治学”。由此可见，当时有计划地派出去学习科学理论的人很少。

1909—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共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279人，另外还有庚款津贴留美自费生467人。这些留学生中，学习理论科学的人极少。1933—1943年，全国举行了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共录取132人赴美留学，其中有15人规定的学习学科属于物理学，但都是应用物理，几乎无理论物理。庚款留英学生所规定的专业，与留美的情况大致类似。此外还有各省的官费留学及自费留学，其中也有一些人学习的是物理学，但基本上都不是理论物理。这些情况正说明了获得博士学位人员中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者少的原因。 

吴大猷先生在总结中国物理学发展的历史时说：“为什么中国的物理研究发展得这么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大多数出国念物理的人，都是作实验的物理研究”；“在国外念理论物理的中国学生比较少，这个也是我们物理发展得比较慢的原因之一”（[8]，页88—89）。吴大猷认为，做实验研究，有好处，但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在于，国外有实验设备，有现成的研究计划和主题，学生比较容易完成学业。不好之处在于，实验研究需要一定的设备，在欧美国家实验室里可以做的研究，回到国内即没有条件继续开展工作了。

胡刚复、颜任光、饶毓泰、李书华、丁西林、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王淦昌、张文裕、陆学善、葛庭燧、钱三强、钱临照等等，这些对中国物理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留学期间做的都是实验研究工作。他们利用国外的实验设备完成了一些当时属于物理学前沿的重要工作，如叶企孙于1921年对普朗克常数的测量、吴有训于1924年验证康普顿散射理论的实验、赵忠尧于1930年发现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灭现象的实验、钱三强与何泽慧于1946年发现铀核三分裂现象的实验、张文裕于1949年发现µ原子的实验等等。这些工作，在国内都无法再继续开展研究，所以吴大猷说：“就是因为我们学物理的绝大多数的人回国后，没有机会继续做实验工作，所以中国的物理发展得很慢”。

虽然物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但就研究方法以及对研究者的业务素质要求而言，二者是有区别的。做理论研究，需要具备扎实的物理理论功底，掌握专门的数学工具，具有比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物理模型提炼能力等，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做实验研究的人一般不太容易做好理论研究。

留学生中学习理论物理的人少，即造成国内专业人才不足，自然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深入。

究竟具备什么素质的物理学家才可以被称为大师，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说法。一般来说，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应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深厚的学术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在本领域做出开创性成果，同时具有组织研究团队、引领研究方向、营造学术氛围和培养学术传统的能力。也就是说，真正的科学大师，不仅自己做出了学术贡献，而且能够引领一个团队做出成绩。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卢瑟福、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玻尔、哥廷根大学物理系的玻恩应是物理学大师的典型代表。就个人成就而言，爱因斯坦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大师，但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绩不大。

对于我们这样的科学后发国家，在短期内难以产生一流大师，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推动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来看，科学大师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自己做出的科学贡献，更重要的是能否卓有成效地营造学术氛围，培养研究人才，引领一个团队健康发展，使之不断地取得重要成果。我国老一辈物理学家中极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而同样也是科学后发国家的日本，则出现了仁科芳雄（1890—1951）这样堪称物理学大师的重要人物。20世纪，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得到快速发展，已有5人在这方面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与仁科芳雄（以下简称“仁科”）的学术引领和人才培养有着重要关系。

1918年，仁科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电工学科，在长冈半太郎的建议下又重新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物理学。1921年，研究生毕业后，仁科被派往欧洲留学。

1921年10月至1922年8月，仁科在英国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留学，师从实验物理学家卢瑟福做原子物理实验研究。

1922 年11月到1923年3月，仁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师从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做物理学理论研究。

1923年4月至1928年10月，仁科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做访问研究，这期间发表了9篇论文，深得玻尔的学术真传。

1927年去法国巴黎，跟随年轻的物理学家泡利（W. Pauli）做了4个月理论研究；之后又返回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与瑞典学者奥斯卡·克莱因（Oskar Klein）合作提出以狄拉克方程表示康普顿散射的克莱茵－仁科公式，从而奠定了其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地位。

1928年末，仁科满载着在欧洲学到的物理知识返回日本。他试图把刚刚建立的量子力学引进日本，在那里创造适宜的研究环境，培养本国的精英人才。

1929年，仁科邀请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伯和量子力学理论家狄拉克来日本讲学。在6天的时间里，两人分别作了6场关于量子力学的学术报告，仁科至始至终担任翻译工作。之后，仁科举办了量子力学讲习班，亲自给年轻学者授课。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等人都是讲习班学员。

1931年，仁科在东京理化研究所设立了仁科实验室，进行原子物理研究。

1937年，他又邀请尼尔斯·玻尔来日本讲学。在一个月时间内，玻尔做了十场关于量子力学的演讲，仁科负责翻译。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激起了日本一批年轻学者对于新兴的量子力学及原子物理研究的兴趣。海森伯和狄拉克在二十几岁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学成就，也激发了日本年轻学者的奋斗热情。

仁科在欧洲访学8年，正值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迅速崛起的时代，他所跟随的导师，都是当时在物理学前沿领域做出开创性工作的世界一流学者。这些导师使得仁科从实验研究到理论探讨，从学术思想到研究风格，都受到了全面的训练，真正成为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物理学大师。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物理学研究主要有三大传统，即剑桥大学卢瑟福的实验研究传统、德国哥廷根学派的理论研究传统、丹麦哥本哈根学派的自由探索传统。仁科受到了这三种传统的熏陶，这是其他留学者难以企及的经历。

对于仁科来说，受到影响最深的是哥本哈根传统。仁科不仅为推动日本传统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的转变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把玻尔研究所的学术风格引入了日本，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汤川秀树的弟子内山龙雄曾评价说：“仁科博士将玻尔研究所那种现代的、而且是创造性的、具有探求精神的研究风格带回了日本。这种氛围和传统是旧的帝国大学所没有的。这种精神被接受过仁科博士教诲的人们传遍了日本。”[9]

在仁科的引领下，日本现代物理学迅速崛起，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因提出介子理论获得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又有朝永振一郎（1965年）、江崎玲于奈（1973年）、小柴昌俊（2002年）、小林诚（2008年）和益川敏英（2008年）5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南部阳一郎，因1956年提出粒子物理学的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他的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故未将其计入日本本土获奖者中）。另外，还有几位日本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和生理医学奖。

人才成长，学术氛围的营造，需要学术权威的大力培养和积极引领。仁科具有把自己留学获得的学识传授给本国年轻人、把欧洲新兴的物理学移植到日本的强烈使命感。他不但把量子力学引入了日本，而且致力于宣传欧洲的先进科学精神，矫正日本过去偏重虚理、不重实验，偏于顿悟、不重分析的学术传统，达到开启民智、树立新风的目的[10]。他在自己的研究室贯彻的是哥本哈根精神，鼓励无拘无束的自由讨论和大胆探索，提倡理论与实验结合，开展合作研究。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坂田昌一、玉木英彦等一批年轻学者都围绕在仁科身边开展工作，学生们亲切地称其为“师傅”。汤川秀树深有感触地说：“我能跟他顺利地交谈，虽然我通常是很沉默的。我也许从仁科身上看到了我在自己父亲身上看不到的那种‘慈父’的形象。总之，我的孤独心，我的关闭的心，开始在仁科教授的面前打开了。”对于仁科研究室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朝永振一郎曾感叹说：“不论化学出身，还是生物出身，相互帮助的自由研究，是除了仁科研究室之外无法看到的亮丽风景。”

在仁科的努力下，仁科研究室成为日本培养科学精英的一片沃土。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不仅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还有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仁科非常重视学术传统的培育和新风气的养成，“是一位敢于发掘年轻人才，激励、感化，使其大成的牵线人”[10]，对于推动日本物理学的快速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被称为“日本原子物理学之父”。

20世纪上半叶留学回国的中国物理学家中，没有一人具有仁科的留学经历及学术精神，更谈不上培养出象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式的优秀物理学家。固然近代以来，日本的社会环境、科学基础比中国更有利于科学家的成长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但中国少有像仁科芳雄一样的大师，也是影响理论物理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快速提升国防科技水平和经济实力，国家非常重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先后制订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十年科学规划》等政策，组织科研院所，调集各方面的力量，有计划地开展攻关研究，在短期内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成就。在科学技术体系中，对社会产生直接推动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的发展需要基础理论作支撑。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把各方面的力量主要用在解决技术应用问题上，对科学理论研究重视的程度相对不足，由此对包括理论物理学在内的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十二年规划》规定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在科技力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优先解决国家建设急需的技术应用问题，同时兼顾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而且，《十二年规划》也指出：“技术上带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必须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因此，要想在今后逐步做到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建设中不断出现的科学技术问题，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依赖地位，就必须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科学理论储备，大力加强和充实理论研究的力量，克服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的倾向。”

不过，在实际工作中，各个科研单位往往是忙于完成国家下达的技术研究任务，而无暇顾及相关的理论研究，结果是大量的技术任务完成了，但基础理论研究水平一直不高，一些相关的学科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以任务带学科”，是学科为任务服务，与任务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或基础理论，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对此，许多科学家都有共识。激光物理学家王育竹说：“在客观上，我们不够重视基础性研究。我们的科研政策是‘以任务带学科’。在过去的年代里，‘以任务带学科’确实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不支持基础研究的含义，但在强调任务带学科的同时忽视了与任务无直接关联的基础性研究。”（[11]，页84）

即便是与国家任务相关的学科，其基础理论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我国固体物理学家黄昆“根据多年的经验，归纳总结出一条规律：越是国家重视的学科，该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反而越容易受到冲击。……这是因为，对于完成国家指令性任务，物理（理论）研究往往‘远水解不了近渴’，而政治运动来了以后却往往首当其冲，动辄就被戴上一顶‘脱离实际’的帽子”（[12]，页108）。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前是相当明显的。黄昆说：“在我国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形成了越有重要应用的学科，越是撇开基础研究不搞的不正常局面。”（[13]，页278）

一个国家在基础科学理论上落后，这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就会缺乏后劲。对此，我国一些著名的科学家都有清醒的认识。王大珩在总结中国光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开展跟踪国际科技动态和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的研究，利于像我们这样科技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是十分必要的。但中国是一个大国，理应像我们的先人一样，在各个领域应有自己的原始创新，为世界科学宝库做出自己的贡献，真正成为一个科技强国；因此，我们的科研院所在完成国家任务的同时，要十分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在光学研究的前沿和理论创新上同样做出成绩来。”（[14]，页44）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界急功近利倾向严重，浮躁之风盛行，缺乏科研工作应有的沉着和淡定，这同样不利于基础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注重实际应用，轻视理论思维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近现代依然存在，而同样是从近代开始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日本则有所不同。从近代开始，日本一些科学家即具有相当强烈的重视纯科学研究的倾向，养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传统。面对着西方列强的侵扰，日本学者力求通过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证明日本文化是世界上优秀的文化。

山川健次郎（1854—1931年）、田中馆爱橘（1856—1952年）和长冈半太郎（1865—1950年）是日本明治早期三位著名物理学家，为日本物理学的奠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在江户时代封建儒教传统影响下接受的启蒙教育，然后转向现代物理学的教育和研究。1888年6月7日，长冈半太郎在给正在欧洲留学的田中馆爱橘的信中说：“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有广阔的视野、敏锐的判断力和对事物的透彻理解，不能屈服，不能有一丝的松懈。……没有理由让白人在每个方面都如此超前，如你所说，我希望我们能在10或20年之内打败那些白人。” 长冈半太郎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知识上击败“白人”。

这种心情，我国早期在国外留学的人也一样会有。但是，日本学者具有的对于科学理论深入钻研的精神，恐怕不是中国人所能比的。1947年，美国科学顾问团对日本考察后发现：“大学里的很多研究，其内容都深奥晦涩。相比数学分析或者应用数学，数学家们更喜欢数论这一类的研究。造就一个文化阶层，维护日本的尊严，证明其文化优越于世界上其它文化，这似乎是很多大学教研人员心目中最主要的动机”；“在大学毕业生和研究人员当中，至少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相比于应用科学研究，对理论科学研究的强调似乎有些过分”[15]。

日本科学家对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让美国人感到吃惊。其实，一部分日本人对于理论科学研究的专注从明治维新中期即已开始了。他们视纯科学研究为一种智力游戏，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可以在其中获得机会，通过获胜以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自己国家文化的优越性。这种倾向即使是在二战期间也没有停止过。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仁科呼吁日本的物理学家不要放松基础理论研究，只有这样，等到战争结束时才不会落后于国外同行。无论是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日本都有许多物理学家在理论科学领域继续着他们的“浪漫”的研究[15]。汤川秀树能于1935年提出介子理论，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创造了未去西方留学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神话，其原因之一就是在这种“智力游戏”倾向影响下持续钻研的精神。

这种现象是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日本已有6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5人的获奖成果都属于理论物理研究内容。这种现象充分证明了日本物理学家长期重视理论研究的成效。

一种学术风气的养成，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践行，也需要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尤其是当科学技术被纳入一个国家的统一发展目标之后，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就更为重要了。对于我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的近30年间，我国开展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有些运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不利影响，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这些运动对于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负面作用。

从新中国建立至“文革”结束，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活动，批判的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其中物理学领域主要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诠释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及其科学思想。几十年间，这种批判活动时起时落，但从未停止过。量子力学建立后，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海森伯提出了测不准原理，由此构成了关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诠释。这些理论被中国学者认为充满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是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受到了反反复复的批判[16]。“文革”期间，爱因斯坦被一些人看作“自然科学领域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相对论被看做是“渗透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典型代表”，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都受到了强烈的批判[17]。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理论物理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支撑整个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柱石。对哥本哈根学派和爱因斯坦的批判，无疑会对我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结束后，随即揭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的序幕。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许多著名教授、学术权威被作为资产阶级“白旗”拔掉。一些高校的学生开展了对自己的老师及其科研工作的批判活动。1958年，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物理系的少数师生撰写批判文章，对该系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王竹溪的《热力学》讲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该书存在着“科学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和“数学脱离物理”等错误倾向[18]。武汉一所著名大学物理系的师生对该系张承修教授的《统计物理学》讲义和王治樑教授的《量子力学讲义》进行了批判，认为“讲义和教学严重脱离实际”，“暴露了作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19, 20]。这种活动，无论对于被批判的学者，还是对于参与批判的学生，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一种优良的工作作风，也是一种优良的学风。不过，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而言，一味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时会对一些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产生束缚作用，因为并非所有的理论都能及时的与实际应用直接联系起来。正如黄昆所言，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白专道路”的政治氛围中，理论研究更容易招来非议，没有生存的空间。

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一些科学家的打击更大。黄昆一直从事固体物理理论研究，“文革”一开始，就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被打成“黑帮”而“靠边站”（[12]，页99—101）。1969年，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王竹溪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州牧牛（[21]，页227）。1969年，中国四大理论粒子物理学家之一的张宗燧由于经受不住磨难，服用大量安眠药而自杀了。“文革”期间，固体物理学家谢希德也受到冲击，被迫停止了科研工作。

由上述即可看出一些政治运动对于我国理论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干扰作用。

早期出国学习理论物理的人少，因而人才队伍不足；留学回国的老一辈物理学家中缺少既富创新意识又能领袖群伦的人物；国家对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加之一些政治运动的干扰，因而社会环境不利于理论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20世纪中国理论物理学发展的速度缓慢，应是必然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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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17年14卷2期，《知识分子》获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