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基因发现者:作为一个女科学家,须有三倍于男性的工作效率
玛丽-克莱尔·金(Mary-Claire King),美国遗传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生于1946年2月27日,来源:The Moth
2021年4月7日下午,有“小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奖公布,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管轶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讲座教授、临床公卫病毒学家 Joseph Sriyal Malik Peiris(中译名裴伟士)获2021年度约翰·狄克斯加拿大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玛丽-克莱尔·金(Mary-Claire King)教授则获得盖尔德纳“国际科学奖”,主要奖励她在癌症遗传学和肿瘤学领域的贡献,金发现了BRCA1基因突变与乳腺癌的遗传易感性相关。实际上,早在2014年,她就获得了拉斯克奖。
晚年的金荣誉等身,然而当年她还是一名学术青椒的时候,面临着与当下青年学子一样的压力:单身妈妈,独自抚养女儿、担心学术大佬看不上自己的科研项目、为终身教职忧虑。在金看来,女性科学家如果“要想不被忽视,必须要有三倍于男性的工作效率”。
如果不是她遗传学家的头衔,
她讲的故事听起来像一段脱口秀
而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美国女科学家
玛丽-克莱尔·金(Mary-Claire King)
她是乳腺癌基因BRCA1的发现者。
没错,就是安吉丽娜·朱莉携带的那个基因,
母亲的早逝促使这位好莱坞明星
决定用摘除双侧乳腺的方式,
避免自己重蹈覆辙。
BRCA1基因使朱莉罹患乳腺癌的风险达87%,手术后这一风险降低到了5%。来源:wikipedia
上个月,玛丽-克莱尔·金
亲口讲述了她的开挂人生:
一切都从33年前那个愚人节开始,
当时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
玛丽-克莱尔·金的早年工作照。来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年4月1日的晚上,
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
还有我那5岁9个月的女儿艾米莉。
他爱上了他的一位女研究生,
第二天他们就要到哥斯达黎加去。
我懵了,完全没想到,
33年后,我依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送给了我一个新的吸尘器,
好像这样能软化他给我的打击。
第二天早上我还有课,
要么出现在教室,
要么得解释为什么不能上课。
对我来说,更容易的决定是去教课。
所以我开车把艾米莉送到了幼儿园。
我像平常一样上完了我的课。
系主任叫住我,你来下我的办公室。
我说,好(其实我希望能逃跑)。
我去了他那里,他说:我想告诉你,
我刚刚得知你获得了终身教职。
那一刻,我哭了出来。
当然,这不是助理教授的通常反应。
系主任问我,坐下聊聊,你怎么了?
我说:我丈夫告诉我,他要离开我……
主任看着我,打开抽屉,
拿出一大瓶杰克丹尼
(美国著名的威士忌酒)
给我倒了杯说:
喝这个你会觉得更好。
这是周一上午9:30,
这杯酒让我清醒了一整天。
下午3点半,我离开学校,
开车接艾米莉一起回家。
我们打开房门,屋里是一团混乱。
有人入室盗窃,我的家狼藉一片……
我前夫在家工作,但那一天家里没人,
逡巡的强盗终于有了下手的机会。
我打了911,一个年轻警官来到我家。
他问我,你丢了什么东西?
显然,我不知道自己丢了什么东西,
我前夫星期天晚上带了一些东西走。
他让把我能确认失窃的东西列出来。
他和艾米莉一起上楼打开她的房门,
十八英寸深的混乱。
床被拉开,窗帘被扯下,抽屉被倒空。
艾米莉对警官说:
我看不出来盗贼是不是藏在这里。
罗德里格斯警官
(我永远感激他)并没有笑出声,
递上了他的卡片说:
小姐,如果你发现任何东西不见了,
请给我打电话。
那是周一晚上,可麻烦还没完……
那一周,我要去华盛顿向NIH做汇报。
那些年一个年轻助理教授,
第一次申请大额资助,
这是必须要过的一关,
给NIH的头头脑脑们解释你的工作,
他们点头,五年的经费就有了着落。
这是我的第一次申请,
为了这一天,
我曾经制定了一个伟大的计划,
让艾米莉和爸爸待在一起,
我的妈妈从芝加哥过来帮忙照看,
她周二一早到。
显然,
我妈不知道过去一天发生的事。
我想,还是不要打扰她老人家。
等她到旧金山的时候,
我当面跟她讲。
第二天,我和艾米莉在机场接到我妈,
我向她解释了一切,她非常激动:
我不敢相信你的家庭就这样破裂了,
艾米莉将会失去自己的父亲。
她显然很生气,
你怎能不把家庭放在第一位?
她质问我道。
艾米莉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
让我母亲单独照顾她看来不太可能。
几个小时后,我妈说:
我要回家了,你必须留下照顾孩子。
在这样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想到跑到东海岸呢?
回想起来,当时我父亲过世不久,
我妈独自照顾他20多年。
此后两个月,她被诊断患有癫痫。
所以,她的反应并非那样不合理,
但对于当时的我,却是毁灭性的。
我说:好的,你是对的,
我会安排你明天回家。
我们送你去机场,我会取消这次旅行。
我打电话给我在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做博士后时的导师。
他在华盛顿参加一个肿瘤学会议。
我说:我来不了了。
我简要解释了发生了什么。
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他也有女儿。
(也许他能理解我的处境)
他说,好的,你来吧。
我说,我不能。
他说:你带上艾米莉。
艾米莉认识我,
在你做报告的时候,我会陪着她。
他说:这没一点问题。
我说:她没有机票。
他说:我这就给航空公司打电话,
为她买一张票。
明天你把母亲送到机场后就去取票,
你们乘坐一班机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问,你确定吗?
他说:是的。
我现在要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晚安。
于是,他挂了电话。
(在那个年代,
更改机票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为妈妈订了回芝加哥的机票。
她的班机早上10点钟。
我们预留了大把时间,从伯克利出发。
但是不凑巧,赶上金门大桥大堵车,
原本45分钟的车程多花了我们1小时。
当我们终于到达机场,
母亲的航班15分钟后起飞,
艾米莉和我的航班45分钟后起飞,
而柜台前面取票的人排起了长队,
当然,还有我们的行李箱。
我妈妈已经累得不行。
我说,妈,你可以自己去乘飞机吗?
那时候,机场没有安检。
她说,不行。
我告诉艾米莉,我要先去送外婆。
我的母亲尖叫起来,
你不能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
好吧,你说得对。(摊手)
就在那一刻,我的救星出现了。
我身后传来了坚定的声音,
让我陪艾米莉待在这里。
我转过身看了看这个大高个,
我说,谢谢你。
我妈盯着我说,
你不能把艾米莉交给一位陌生人。
我说,妈妈,
如果你不相信乔·迪马吉奥(Joe DiMaggio),
你还能信任谁?
是的,美国棒球明星乔·迪马吉奥
(玛丽莲·梦露曾经嫁给他),
就和我们一起在排队。
他看着我们仨,冲着艾米莉微笑。
然后他伸出手说,
嗨,艾米莉,我是乔。
艾米莉握了握他的大手说,
你好,乔,我是艾米莉。
然后,我说,妈,咱们走吧。
我和我妈冲进大厅,她赶上了飞机。
25分钟后我跑了回来,
艾米莉和乔站在柜台前聊天。
乔帮艾米莉拿了机票,在她手里拿着。
我说,非常感谢你!
他回答,这是我的荣幸。
他走进大厅,向右转。在远处,
他给我了敬了个礼,露出灿烂的笑容,
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
艾米莉和我飞去了华盛顿,
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我拿到了资助,
开启了我此后33年
致力于研究遗传性乳腺癌的工作,
并成为BRCA1项目的开端。
但玛丽-克莱尔·金开挂的人生不止这些:
她博士论文的发现就震惊世界,
用蛋白质对比分析,她发现,
黑猩猩和人类的基因有99%相同。
开始独立研究之后,
乳腺癌、卵巢癌的家族遗传特性吸引了她,
1974年到1990年,
她花了近17年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乳腺癌可遗传的基因证据:
第17染色体上的乳腺癌致病基因,
并将其命名为BRACA1。
要知道,
那时候的科学界,
并不相信癌症可以遗传。
那时候,人类基因组计划,
还只是个传说。
她还是位人权主义者,
上学期间,她就站出来反对越战。
她还曾和人权组织合作,
在阿根廷、南斯拉夫、卢旺达、越南……
利用她发明的线粒体DNA检测技术,
帮助大屠杀遗孤找到亲人;
利用牙齿DNA检测技术,
鉴定二战中无名士兵的遗骸,
千千万万个家庭受益,
不计其数的人沉冤昭雪。
在玛丽-克莱尔·金的帮助下,阿根廷民间组织找到了100多名“肮脏战争”时期的遗孤。
经历了被丈夫抛弃,
成为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
她被学界忽略,
坐了多年的冷板凳,
有志者事竟成。
如今的她,
是华盛顿大学的遗传学教授,
拉斯克奖的获得者,
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
女儿艾米莉,
也成了布朗大学博士毕业的语言学家。
她说,年轻科学家要甘愿坐冷板凳,
坚持不懈,才能有大发现。
作为一个女科学家,
要想不被忽视,
必须要有三倍于男性的工作效率。
关于她的故事,
生物学家王晓东说: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也许会给你开一扇更大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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