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ila Day Nursery，图片leiladay.org

撰文 | 洪    纬（科技史博士、旅美独立学者)

责编 | 叶水送

在美国，康狄涅格州的整体教育水平首屈一指。在众多育人机构中，除了有世界闻名遐迩的耶鲁大学，有几所著名的私立高中，以及一家久负盛名的托儿所——Leila Day Nursery。它是全美最古老的托儿所之一，自1878年成立以来，深受家长好评，多次走进当地新闻和《纽约时报》。原美国杜克大学校长和耶鲁大学本科学院院长理查德·布罗德黑德（Richard Brodhead）的儿子也曾经就读这所幼儿学校。当我问理查德能不能给它做一个评价时，他说：“在我和我的家人接触过的所有学校里，Leila Day Nursery绝对是我们一家人的最爱。我儿子甚至将Leila作为他女儿的中间名。”

在每年有数十个托儿所关闭和开张的康州，到底是什么样的理念和初心，能让一家托儿所屹立百年，声名远播呢？出于Leila Day Nursery校董事会和历史委员会对本人的信任，我有幸见到一批珍藏史料。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南北内战结束之后，美国工业迅速发展，市场上对劳动力需求迫切，财富进入突飞猛进的时代。因此，1870～1900亦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纽黑文是一个拥有众多首创的城市，它是全美第一个被规划的城市，它启动了第一个公共植树计划，走出了第一个轧棉机，生产了第一个棒棒糖、硫磺火柴、开瓶器、汉堡包等。到19世纪中叶，纽黑文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业和商业中心。当地商业巨头，武器生产商奥利弗·温彻斯特（Oliver Fisher Winchester）和五金生产商约瑟夫·萨金特（Joseph B. Sargent）帮助了大量移民涌入纽黑文。在1850年到1900年之间，纽黑文的人口由2万人激增到10万人，总人口翻了5倍。由此，在1910年，纽黑文占据了全美城市排名的第35名。

另一方面，由于铁路建设投资过度，美国在1873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引爆了失业率攀升、工人工资下降、劳工骚乱和罢工等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仅在1886年，康州就出现了144次罢工。由于工人坚决要求增长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纽黑文的交通运输被迫停滞了几个月。然而，欧洲移民处于当时社会最底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继而成为工厂的劳动力来源，取代了罢工人员。

大量的移民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这批移民大多数缺乏技能训练，生活潦倒。仅就女性来看，她们当中有些人不幸成为了寡妇，或者被丈夫无情抛弃，抑或丈夫因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为了支撑起整个家庭，她们不得不外出工作，留下小孩无人看管。年幼的孩子被锁在家里，面临火灾、磕碰或者饥饿等危险。由于语言不通，稍微年长的孩子也无法正常入校接受教育。有些孩子终日流浪街头，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甚至踏上犯罪的道路。1873年，《纽黑文纪事报》上刊登了一份关于意大利移民男孩的调查，说道：

这些男孩被那些贪婪和恶毒的人买断了一定年限。他们走街串巷，弹奏破旧的乐器，擦皮鞋，竭尽所能从好心人那里赚点钱，上交给他们的主人。

为了帮助流浪儿童，纽黑文创办了孤儿收容所和孩童之家之类的慈善机构。一家犹太人孤儿收容所在1882年的状况如下：总共收容了369位孩童，300个孩子的父亲是酒鬼，19个孩子的母亲是妓女，其他50个孩子的父母亲属于无业游民。孩子们一旦进入收容所，便意味着母子分离。孩童之家基本上只收留无家可归的父母的孩子。剩下那些积极上进、独自支撑起整个家庭、将孩子锁在家中的母亲们面临的困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种情况被两、三位来自中上层阶级的女性看在心里，她们决定帮助这些贫穷母亲，想办法帮她们解决8岁以下的孩子的照看问题。

可惜的是，根据手头现有史料和报道，我无法考证出这几位创办人的真实姓名和具体背景。我们不妨从目前现存史料来分析她们可能所处的社交圈。出版于1885年5月的第一份学校年度报告显示，在行政管理委员会名单中，除了个别未婚女性，其他已婚女性均以“某某太太”称呼。那个年代，美国妇女的地位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女性还处于为自己争取选举权而运动的时代。直到1920年，美国宪法才做出如下规定：“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性别因素而被联邦或任何一州拒绝或限制。” 

1885年Leila Day Nursery行政管理委员会

1885年的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为查普曼太太（Mrs. S. Hartwell Chapman）。结合主席报告落款和其它史料，我可以确定她的先生是谢尔曼·查普曼（Sherman Hartwell Chapman），一位杰出的医生，曾经就读耶鲁大学。他们唯一的女儿在1888年（17岁）不幸死于白喉疾病，这让他们伤心至极。但查普曼太太并未因此放弃慈善事业。直到去世前两年，1898年，她才辞去了主席职位。第二任主席由萨金特太太（Mrs. J. B. Sargent）接任。萨金特先生是前文提及的著名五金公司创始人，他曾在1891到1894年期间担任纽黑文市市长。萨金特太太在主席一职上总共服务了9年时间。

这群思想崇高的女性，她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帮助穷人照顾小孩，更宏观地讲是为了帮助母亲们，帮助刚刚踏上新土地的移民们扎下根。在1887年，她们成立了“母亲援助协会”，托儿所只是其中一个部门。行政管理委员会成员也相应增加，在管理结构上，他们又增设了副主席职位，由委员夏洛特·温彻斯特（Charlotte Winchester）担任。根据后续年度报告提供的住址和她的墓碑，可以证明出她是埃德蒙·温彻斯特（Edmund Winchester）和哈丽特·温彻斯特（Harriet Winchester）的女儿，与前文提到的著名武器制造商温彻斯特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她的姐夫西蒙·鲍德温（Simeon Eben Baldwin）为耶鲁大学教授，曾在1911-1915期间担任康州州长一职。她的姐姐苏珊（Susan Winchester Baldwin）因女儿早夭遭受精神重创，诱发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最后不得不在医院度过余生。之后夏洛特以管家（the manager of the household）身份帮姐姐抚育其他两个孩子，终生未婚育。

1908年，著名马球运动员、制造商路易斯·斯托达德（ Louis E. Stoddard）的太太，丽贝卡（Rebecca Stoddard）加入学校行政管理委员会。丽贝卡生于1879年，出自富商家庭。她的父亲是金融家和资本家，母亲是铁路巨头的女儿，据说19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他们家有18位仆人。基于美国白宫草图，丽贝卡父亲给新婚不久的她建了一座豪宅。房子竣工于1906年，内有50个房间，目前这座豪宅为纽黑文一家教会学院所用。

1913年，丽贝卡向耶鲁大学捐赠了二十五万美金，用以从巴黎购买一批罕见的希腊和伊特鲁里亚花瓶。不幸的是，当年十二月，在生完第三个孩子时，她立刻陷入昏迷状态并在两天后去世，未能亲眼见到两周后抵达耶鲁大学的珍贵文物。遗留下的价值一百万美元的珠宝，被一位年轻的纽约珠宝商，拥有“钻石之王”之称的海瑞·温斯顿（Harry Winston）买走。海瑞从中获利丰厚，由此赚取了成立海瑞温斯顿珠宝公司的第一桶金。斯托达德先生为纪念妻子丽贝卡，向Leila Day捐赠了五千美金，为学校的孩子们买下了一个海边度假屋，并以丽贝卡·斯托达德纪念园（Rebecca Stoddard Memorial Home）命名。

除了她们，纽黑文著名制造商小E.海斯·特罗布里奇（E. Hayes trowbridge, Jr.  ）和亨利·霍奇基斯（Henry L. Hotchkiss），耶鲁大学第十任校长的儿媳妇，即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西奥多·伍尔西（Theodore S. Woolsey）的太太也曾担任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这些女性也活跃于其它非盈利组织，如耶鲁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亚瑟·惠勒（Arthur M. Wheeler）太太曾经加入纽黑文历史协会的女士辅助委员会。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举例。可以肯定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学校行政委员会成员大部分都是纽黑文市著名商人、企业家、耶鲁大学毕业生或耶鲁大学教授的太太或者女儿。这些没有选举权的、来自中上流社会的女性们一直在利用自身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帮助底层人们。

最初，她们采取与一家孩童之家合作的方式。短暂运行后，她们发现创建一家独立的托儿所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1883年，她们利用募集到的四百多美元，在穷人区选择了一条相对安静的街，租了一间小房子，并招聘了一位园长，托儿所就此开张了。此时，托儿所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直到1884年12月9日，一位来自特拉华州，名叫莱拉·高斯（Leila Ingersoll Gause）的十岁小女孩不幸因病夭折。她的外祖父查尔斯·英格索尔（Charles Roberts Ingersoll）是康州第47任州长，爷爷约翰·高斯（John Taylor Gause）是特拉华州一家知名造船和火车车厢制造公司的董事长。为了募集资金，托儿所每年在圣诞节前夕举办庙会。含着金钥匙长大的莱拉乐于助人，她一直盼望庙会的到来，以帮助托儿所募捐，可惜，她没有等到那年的庙会。托儿所为了纪念她，便以她的名字命名。

等待午餐的孩子们（1914年）

托儿所的招生过程经历了一些曲折，一开始，学校每天只有五到六位孩子。人都有自尊心，许多母亲认为把孩子送给别人看管不如锁在家里。同时，学校行政管理委员会也常收到一些负面的但是善意的建议，诸如帮助穷人看管孩子，表面上看似减轻了贫困母亲的负担，事实上却很有可能助长她们的恶习和惰性。但学校不这么认为，她们相信这些母亲之所以贫困，大部分原因是来自孩子的束缚。为了不让托儿所变成另一个收容所或者孩童之家。学校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学校行政委员会成员或园长对每一位孩子的母亲做详细的背景调查，并记录存档。为了维护母亲们的自尊心，学校对每位孩子象征性地征收五分美金一天。

托儿所成立之初，她们部分借助了公立学校的力量。母亲们每天早晨七点将孩子送到托儿所。托儿所再将学龄儿童送到公立学校，年幼点的孩子送到榆树市免费幼儿园（一个慈善机构，纽黑文市曾经拥有众多榆树，因而得名榆树市）。中午十二点半，孩子们回到托儿所吃中饭。为了确保孩子们得到充分的营养补给，学校有专门的厨师，中饭有蔬菜，有汤，有肉，下午五点半再为孩子们提供面包和牛奶，蛋糕和糖果，这些高热量的不健康食品，是贫困家庭的主要食物来源，一律被禁止。六点时，下班的母亲们过来接孩子。整体上，托儿所为孩子们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表和健康饮食体系。

托儿所为失业的母亲开办了洗衣房

对于缺乏技术难以顺利找到工作，又急需经济来源的母亲们，创办者们总是绞尽脑汁帮助解决。1884年，学校筹划开设一间洗衣房，并积极联络到答应将衣物送给她们清洗的家庭。期间她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学校的房子没有洗衣缸，缺乏冷、热水，空间上也仅有简陋的地下室可以动用，鲜有房主乐意租房给慈善组织。学校期望洗衣房的收入可以给贫穷的母亲们提供收入来源，也希冀为托儿所赚取一些经费。最终，她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办了洗衣房。不负所望，半年时间里，学校就已经为母亲们争取到70天的工作量。事实上，对于托儿所而言，洗衣房是一个赔本买卖，赚10.12美元，自己则要倒贴21.04美元。

不仅如此，学校还积极为母亲们介绍其它工作。在1884年下半年，经由学校牵线，来自中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分别雇佣了10位母亲从事家务劳动。针对每位母亲，园长都会在前几次发给雇主一张卡片，主要用于评价母亲们的工作能力和性格等方面。综合雇主的反馈信息，托儿所可以很快掌握母亲们的优缺点，并以此调控她们的薪资。

通过口耳相传，学校在穷人社区里建立起了名望，招收的学生也就开始多了起来，请求托儿所介绍工作的母亲们也多了起来。学校的工作量逐渐加大，行政委员会认为仅仅以托儿所之名难以概括她们的工作。1887年，整个机构被整合为“母亲援助协会”。协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明确创办协会的目的是：

致力帮助那些经济贫穷且有孩子的妇女，帮助她们生活得更好。

为了实现此目的，托儿所在母亲工作时候为她们照顾孩子。劳务部门为母亲提供工作信息，也

为雇主提供劳工信息。洗衣房将指导母亲如何洗涤、熨烫衣物。

为了更好地帮助母亲和孩子，协会也为母亲介绍来自工厂的工作并进行就业指导。

1889年，协会在意大利移民聚集区买下了一座稍微大点的房子。院子里种满了果树、葡萄藤，还有草本观赏植物。室外空气芬芳，室内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并配有一间有冷热水供应的大淋浴房。1893年，在一位匿名人士的慷慨捐赠下，协会在纽黑文市的另一个穷人区创办了第二家托儿所——“ Hope Day Nursery”。最终，由于经费不足，这所学校不得不于1932年关闭。

每逢暑期、感恩节和圣诞节，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或者她们的朋友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快乐的假期和营造欢乐的节日氛围。1889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

六月份，特罗布里奇太太为孩子们提供草莓和冰激凌。七月份，来自特拉华州的高斯太太（注：Leila 的妈妈）带孩子们到西黑文的海边公园野餐。感恩节晚上，行政委员会的委员为孩子们提供晚餐。圣诞节的时候，一些好心人慷慨解囊为孩子们提供圣诞树。

1918年母亲援助协会年度报告的封面

每逢酷暑当头，一些中上层人士便慷慨解囊，资助学校将孩子们分批送到海边或树木繁茂的社区度假或野餐。唯一不足的是，每年所去的地方不固定，形式也不稳定。直到1916年丽贝卡纪念园捐给学校之后，托儿所的夏令营才有了一个固定场所。1918年，该夏令营活动被作为一个常规项目正式进入年度报告的封面。1922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Leila Day全年开放，但是Hope自七月上旬起关闭两个半月，东西被搬运到丽贝卡纪念园。两个学校的孩子轮流过来呆两星期，有时候他们还会再来度过第二个或第三个两星期。在海边，孩子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吃到院子里种的新鲜蔬菜。

发展到后来，这个暑期夏令营不再局限于本校学生，学生一半来自本校，一半来自校外。夏令营在二战期间曾经一度停止两年，最终，由于经费短缺，在1951年，协会将房子还给了斯托达德家族。目前，Leila Day仍然每年举办夏令营，只不过地点放在了校园里。

1886年，学校急需找到一个即能容纳日益增多的孩子，又足够建立洗衣房的房子时，主席查普曼太太说道：

在做这项工作时，遇到最沮丧的事情之一，便是这些妇女们的懒惰的酒鬼丈夫。通常当妇女不会赚钱的时候，丈夫便会遗弃她。但是当妇女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和孩子时，有些已经离家的丈夫又会回到身边来分担一点她肩上的重担。

由此可见，接受托儿所帮助的女性们生活非常艰辛，尤其是当她们遇到一位毫无责任心而又极其自私的伴侣时。托儿所的成立给这些母亲们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对她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892年的感恩节晚宴上，一位脸色苍白的妈妈真诚地向学校表达了感激之情，并谈到自己的经历。她生完孩子才一个星期就必须外出工作。由此，她不得不请一位认识的老太太看管孩子，但孩子被照料得很差。没过多久，老太太的儿子善意地提醒她，请她最好换个人看孩子，因为老太太为了上街观看游行，想尽办法让孩子能够独自安静地躺在家里，她给孩子灌下了白兰地酒。经过多方打听，这位妈妈知道了Leila Day的存在，直到将孩子送进托儿所时，她才松了一口气。还有一次，学校需要喷漆和深度清洁，不得不关门三天，孩子们只能呆在家里。短短三天里，一位母亲便因在家带小孩而丢掉了工作。

通过教育孩子，托儿所也起到了间接地教育母亲的作用，教会了她们如何在贫穷的环境下生活得更加体面，如何创造和维护一个清洁健康的家庭环境。她们的居住环境肮脏，空间狭小，光线昏暗，通风不良。曾经有一位妈妈带着一位浑身污秽的小孩入校，园长问她是否从没有给孩子洗过澡。妈妈说她仅在每周日给他洗脸洗手。通过学校工作人员耐心地教导，一段时间后，这位母亲不仅保持孩子清洁还保证了她自身的整洁和干净。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健康和做好疾病预防工作，托儿所还聘请了专门的医生。倘若孩子的母亲生病了，托儿所会立马把母亲安排在别处，替他们免费日夜看管孩子。

另外，从学校账务上来看，托儿所很大一笔收入来自捐赠和行政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募捐活动。比如在1884年，全年收入总计1811.42美元，学费收入只有124.15美元，占据6.85%，而捐赠和募捐部分收入为1529.85美元，占据84.46%。这还不包括平时接受的衣物、书本、玩具和其它物资的捐赠。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经费问题是经常被谈论的一个话题。由于经费来源不稳定，委员们经常受挫，甚至萌生关门的打算。很明显，托儿所之所以能够成立和维持下去完全是出于她们的爱心、善良，还有坚持。她们的初衷不是要教育孩子们将来能够成为多么杰出和多么成功的人。她们只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身心健康，将来成为一个快乐和有教养的人。在一味追求发展学生知识技能的今日，这些理念至今影响着这间百年托儿所。

一百多年以来，学校经历了许多困难，出现最多的状况是资金不足。时代变迁，几经改革，现在他们招收的学生背景多样，文化多元，学生中有黄、白、黑各种面孔，父母亲的职业也相当多样化，从理发师到医生到大学教授。

根据各个家庭的年收入，学校实行“按比例增减”的收费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资助了贫困家庭。打个比方说，年收入较高的家庭，一年（十个月）可能需要支付的学费是两万美金，而低收入家庭最低只需支付两千四百美金。目前，这所学校仍然只有40%的家庭缴纳全额学费，其余家庭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学校的补助。这一举措与一百多年前几位女性的善心和大爱密不可分。

当我和曾在托儿所担任了十三年园长的格拉迪斯（Gladys Deutsch）以及学校历史委员会的成员聊天时，问他们一个或许在中国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学校开办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有没有统计过，最后有多少个孩子成为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他们也不在乎这些。学校的理念非常清晰，孩子们在3-8岁的年龄里，主要以玩为主，寓教于乐，真正的知识教育是小学高年级以后的任务。当然，我心里有一些答案，许多小孩进入这所学校之后，家长和小孩均收益颇丰，有的小孩甚至在成人之后还记得托儿所老师们对她/他的教诲。

回顾查普曼太太的总结陈词，有一句话放在今日来看，意义似乎更加深远：“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有着一颗慈善和仁义的心肠，他们犹如大海，即使海平面被暴风雨撕得粉碎，但深处依然平静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