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关于电影的小回忆-深度-知识分子

蔡天新：关于电影的小回忆

2020/08/19

导读

我对电影的最初记忆，来自于我家门口的晒谷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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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蔡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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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毛毛细雨飘坠下来，与在两个圆盘之间水平移动的电影胶片形成互动。

—— 题记

或许是一种巧合，电影的发明与热气球、飞机的发明一样，均依赖于一对兄弟的真诚合作。1895年12月28日，即莱特兄弟驾驶第一架动力飞机上天前八年，法国底片制造商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放映了他们摄制的第一部电影《工厂的大门》。有意思的是，这两对兄弟中的两个弟弟死于同一年，即1948年 ①。更为重要的是，电影和飞行一样，均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梦想。

我对电影的最初记忆，来自于王林施村我家门口的晒谷场上。每隔两、三个月，神秘的放映员会来我们村放映一部新电影，他的到来对全村人尤其是孩子们来说无疑就是一个节日。村支书或大队长会事先派人用人力三轮车把发电机、放映机和电影胶片运来，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家门前晒谷场的中央就堆起这些机器，其中发电机放在场边的大队仓库里，白色的幕布徐徐升起，固定在两根临时竖立的杆子上。

黄昏时分，放映员骑着自行车赶到，他的四周迅速围拢一群孩子。虽然村里的广播员头一天就宣布了要放映的电影片名，路过的大人仍要从他的口中得到证实，那仿佛是一种问候语。等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发电机轰隆一声鸣响，悬挂在晒谷场中央的白炽灯亮了，这也是那个年代村里惟一的电灯。

在放映过程中，遇到换片或胶片断裂事故，放映机会停下来，白炽灯再度拧亮，此时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放映员身上。那会儿我的感觉是，他做的是一项最崇高最伟大的工作。而留在我脑海深处的记忆是：伴随着滋滋作响的声音，毛毛细雨飘坠下来，与在两个圆盘之间水平移动的电影胶片形成了互动。还有一幕难忘的镜头是：每逢遇到好看的电影，银幕背后的一小块空地上，会多出一群席地而坐的观众，他们看到的景物和人像左右错位。

卢米埃尔兄弟当然不会预见到，他们的小发明日后会成为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门艺术。事实上，当初他们以为这只是简单地再现现实，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这就像西班牙北部和法国中部洞穴里那些史前和旧石器时代晚期动物造形的雕刻者，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创作艺术，只是确信这样一来便用一种巫术控制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生动物。

在电影诞生七十多年以后，她不仅成为都市人最时尚的娱乐形式，甚至在离诞生地万里之遥的中国乡村，也置于她的绝对影响之下。王林施村人口不过一千人，但每次看电影的观众总有四五百，尤其是夏天，孩子们早早地搬来凳子占座位。每次电影结束之后，观众们都不急于散场，倒不是村支书有通知下达，而是放映员会预告第二天放电影的地点。如果是另一部电影，则会有不少青年男女结伴去观看。

到邻村去看露天电影，手电筒是必备的。归途常发生一些事故，走在前头的坏男孩会埋伏在橘树林中，用硬泥巴袭击同村人，甚至拳脚相加。写到这里，我想起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里的一个情节，一天晚上，主人公苔丝姑娘去邻村参加露天舞会回来，被少爷在森林里诱奸。我第一次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时，也还是个少年。不曾想到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波兰斯基后来也诱奸了少女，并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在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我本人也被一位高年级的冯姓同学欺负过，他和跟班的人把我摁到在地，让我的嘴唇沾满了泥土。原来，冯同学在学校里被我母亲批评，因此怀恨在心。可我回到家里，又不敢告诉母亲，生怕她以后不许我再去邻村看电影了。多年以后，这位冯同学已是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板，路过杭州给我打来热情洋溢的电话，并邀我共进晚餐，他成了王林施村少数几个和我有联系的人之一。

在相隔三十多年以后，我已经记不得自己看过的每部电影了，但能够记得名字的电影仍有十多部。这其中，多数电影是在本村或邻村的露天晒谷场上看的，还有一些则是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到县城的电影院里看的。那时能够在中国上映的外国电影大多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这样写道：朝鲜电影哭哭啼啼，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

比较而言，那时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朝鲜故事片，例如《卖花姑娘》、《原形毕露》、《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等等，这些影片的题材很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鲜花盛开的村庄》是一部轻喜剧，其中有一个经典的情节：母亲为儿子找对象，她拿着一张姑娘的照片对他说，这个姑娘非常能干，一年能挣六百个工分。这时电影给照片来了个特写，却原来是一个很胖的女子，全体观众不禁大笑起来，有不少人笑得流出眼泪。很长时间里，人们戏称肥胖的年轻姑娘为 “六百工分”。悲剧《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的公映更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整场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在苦难和压抑的极致渲染下泪眼滂沱，堪称 “超级催泪电影”。

《卖花姑娘》的故事构想和拍摄据说得到了金正日的指导。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为了给双目失明的妹妹和病重的母亲治病，花妮姑娘每天在街上卖花，当她用挣来的钱买回药跑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影片最引起观众公愤的是一场回忆：几年以前，花妮兄妹三人在地主家干活，有一天小妹在院中玩，拿了主人家一颗枣子，狠心的地主婆竟然残无人道地把滚烫的开水泼在小妹眼睛上。小妹凄惨的哭声像刀子似的扎在观众心里，小妹的双眼被烫瞎了，哥哥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地主的庄园，被抓走了……

在所有外国片中，罗马尼亚电影在表现男女关系方面最为大胆，尤其那部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黑白片《多瑙河之波》（1961）。那时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在中国鲜有人知，《多瑙河之波》却无人不晓。故事说的是罗马尼亚解放前夕，为了从敌人手中搞到一批军火，地下工作者托玛混进了囚犯队，让港务局挑选去当水手。船长来哈依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在托玛的影响下认清了形势，他们一起除掉船上押运的德国兵，将军火送给游击队。

这部影片里最吸引人的一场戏是米哈依尔抱着女主角在船头转圈，亲吻搂抱的情景。在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它引发国人的私语和骚动绝不亚于李安名作《色·戒》（2007）。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引发轩然大波的《色·戒》女主演汤唯的故乡竟然是黄岩邻县乐清。多年以后的一个夏日，我从索非亚乘火车前往布加勒斯特，经过多瑙河上的铁路桥时，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多瑙河之波》里的镜头片段。

虽然外国电影的浪漫情调令人神往，但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教诲意义的还是几部战争题材的国产影片，如《南征北战》（1952，上影）、《渡江侦察记》（1954，上影）、《奇袭》（1960，八一）。都是 “文革” 前拍摄的老电影，每一部我都反复观看过，其主要吸引力当然不在于政治或军事意义，而是其中的某些细节，正如尼克松访华对我的意义不在于政治或外交一样。

比如，在《渡江侦察记》里，陈述扮演的国民党参谋长骑在三轮摩托车上指挥追击截获军用卡车在前面飞驰的解放军，最后被一个个击毙，陈述的坐骑坠入悬崖并起火焚烧。这是那个年代难得一见的枪战场面，虽然没有太多的蒙太奇镜头，却也有点后来引进的好莱坞大片的影子。

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几部电影里都有这样的镜头：指挥官召集部下举行分析形势的军事会议，他们可能是解放军、支愿军，国民党兵或美国兵。助手为指挥官拉开帷幕，一幅地图出现在军官们面前（也出现在观众面前），开始布置作战任务了。童年的我一直为此类场景迷惑，以至于对地图入了迷。

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没有机会参军。结果我弄来一幅地图，把它订在墙壁上并用一块黑布充当帷幕，邀几个伙伴过一过指挥作战的瘾。正是对地图的痴迷，使得我在尼克松首次访华后不久，依照比例尺画出他的旅行图，那也是我后来持之以恒的世界之旅的纸上预演，对我个人的意义不言而喻。

可是，对中国的百姓来说，“文革” 期间最有影响的却是所谓的 “样板戏”，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 “革命样板戏”。“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 “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 “江青同志” 亲自培育的八个 “革命艺术样板” 或 “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由于这些剧目变成了样板戏，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宣传、推广，连中小学生也是必看的。那时整个京剧界都在演样板戏或按样板戏的模式另创新戏（如《龙江颂》、《杜鹃山》和《平原作战》），各地方剧种也纷纷移植样板戏。样板戏不仅占据了戏剧舞台，还拍摄成电影在全国上映，要不然王林施这样的乡村就无法看到了。

于是乎，全国掀起了学唱学演样板戏的热潮，其中的有些唱段流传至今，而京剧也巩固了国剧的地位。有意思的是，第一部样板戏——京剧《红灯记》是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后者又是由电影《自有后来人》②（1963）移植而来。因此，当1970年京剧《红灯记》拍成电影时，已经是 “二进宫” 了。

不过，最引起轰动的一部国产电影却非京剧，而是越剧《红楼梦》。毕竟，人是有血肉之躯的情感动物。其实，这部电影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拍成上映了，扮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分别是上海越剧团的徐玉兰和王文娟。经过 “文革” 的漫长禁锢之后，这部长达一百六十分钟的影片在1978年夏天再度上映。那时候，离开我结束乡村生活、出发去大学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年4月的一天，因为送别新婚不久的兄嫂返回东北引发了感想，我开始写日记，因而有详细的记载。我看《红楼梦》是在6月23日凌晨五点。由此可见当时这部片子的火爆程度，至6月28日结束，仅黄岩县城这一家电影院观众就达十五万。

虽然我后来定居杭州，一座与电影艺术几乎无缘的城市，可是在我漫长的旅途中，也曾结识或认识多位电影导演。其中戴世杰和贾樟柯后来大名鼎鼎，可以说蜚声世界，而李杨导演的《老井》也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我们常在微信上交流，他对我描绘的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故事颇感兴趣。近年来，我一直努力为这位中国古代最有成就、最具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家平反昭雪，我觉得秦九韶的故事和成就胜过美国数学家兼经济学家、奥斯卡最佳影片《美丽心灵》的原型约翰·纳什。

这几位电影人和我一样，都是有着执着梦想和追求的人。当然，我没有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提及电影对我的启迪，也没有透露写作一部电影故事（脚本）的意愿。就目前来说，我还有许多亲身经历（包括游历）可以写，暂时不需要虚构。可我是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不知道，丰富的经历对一个写作者来说究竟是一桩好事呢，还是坏事。

更出人意料的是，2004年春夏之交，我到宁波参加由《诗刊》社组织的 “春天送你一首诗” 活动，下榻东钱湖畔一家酒店的临水客房。入夜，一位不速之客敲门，我迟疑地打开来，居然是孙道临先生。那年他已经84岁了，早已没有《渡江侦察记》里英姿勃发的李连长身影，但仍喜欢朗诵和配音。事先我并不知道，他也被邀请了。显而易见，老人家走错了门。那个夜晚诱发了我对童年的无限追忆。

四年以后，我应瑞士文化协会邀请，飞赴瑞士西部比尔湖畔小城纳维尔，参与遴选瑞方资助的中瑞艺术交流项目，著名指挥家、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学生汤沐海也是评委。评审会结束后，我们（偕同他的韩裔夫人和幼子）一起乘火车前往他们定居的苏黎世。那会儿我并不知道，汤指挥的父亲就是我童年最爱看的两部电影的导演汤晓丹 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