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之后,新加坡学到了什么?-深度-知识分子

非典之后,新加坡学到了什么?

2020/05/24
导读
当时陈笃生医院的内科医生和管理团队成员朱炎庆(音译)在一本本地医学杂志上记录了他亲历的抗击非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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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谷小容

责编:胡姝   李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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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风暴:突如其来的危机


提起2003年的非典,不少新加坡人还记忆犹新:我的房东——一位当年从事旅游行业的阿姨——记得有八个月时间处于经济低迷期,在家待业;而现在美国读博士的陈同学记得进出学校要频繁地测体温。当时陈笃生医院的内科医生和管理团队成员朱炎庆(音译)在一本本地医学杂志上记录了他亲历的抗击非典过程:





2003.3.09

朱医生飞往英国格拉斯哥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格拉斯哥的夜间电视充斥着首相布莱尔为加入对伊战争的造势活动,还滚动播出欧洲足球联赛,但并未提及东亚部分地区出现的一种具有杀伤力的传染性病毒。





2003.3.17

他回到就职的医院,此时距新加坡第一例非典病例入院已经两个星期,该患者因在香港旅游时与一位来自广东的医生(事后发现是一位超级传播者)同住一家宾馆而染病;下午,医院召开了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重症监护病房资源的会议,该院最抢手的急诊科还在收治患者,各类手术也如期进行,重症监护病房供不应求。





2003.3.20

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消息占据报纸头条,而朱医生焦虑的是本地非典病例成倍增长,由20多例涨到40多例;同一天,世卫组织宣布新加坡成为继广东、香港和河内之后的第四个疫区。





2003.3.22

卫生部指定陈笃生医院成为非典定点救治医院。





2003.3.24

政府援引《传染病法》对密切接触者和出院康复者发布隔离令。





2003.3.25

新加坡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





2003.4.05

新加坡综合医院21名医务人员集体发烧,KK妇女儿童医院一位助产士被曝感染。





2003.4.07

政府成立部长级委员会来制定和实施响应计划。





2003.4.11

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出现感染群。






2003.4.19

 巴西班让批发市场感染群暴发。





2003.4.22

时任总理吴作栋罕见地给全体新加坡公民和居民写了一封公开信,交代疫情情况,督促所有人配合防疫。





2003.5.01

多个社区设立了发热诊所以分流排查非典病例。





2003.5.18

陈笃生医院报告最后一例非典病例。





2003.5.31

新加坡从世界卫生组织的疫区名单中除名。


两个多月间,该国共有238人感染非典,其中33人病逝。这场疫情对新加坡的冲击是巨大的,吴作栋总理称之为 “国家独立近 40年遇到的最严重危机”。


2

血的教训:如何重建传染病应对系统?


总理李显龙2013年非典十年祭典上承诺:如何重建传染病应对系统以保护国民免受未来疫情的影响,将是新加坡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而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新加坡政府也普遍被认为占据危机治理的有利地位:通过国家和全球精英教育系统精心挑选,它培养了一个高度专业的技术官僚群体;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运作,国库有足够的资源来引导社会度过困难时期,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关于新加坡资源贫困和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生存危机叙事”深植人心,使其倾向于危机准备;行政结构层级较少且聚集在同一城邦而避免了“中央—地方”官僚机构之间不协调和管理不善的问题。在此次新冠疫情出现之初,新加坡政府在总结非典经验的基础上做了以下部署。

首先,重视官僚体系在灾难管理中的关键作用。在非典疫情初期,卫生部担纲应对,遭遇多重困境,最棘手的是卫生部资源有限,难以得到其他部门及时的协助与支持;这种局面从成立部际委员会和核心执行小组才开始扭转,而当时疫情已经过半。这一惨痛教训让新加坡政府深刻认识到应对传染病需要“全政府模式”来组成强有力的指挥和控制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制定政策、并强制执行。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武汉宣布封城后的第三天新加坡政府就成立了跨部委工作组来领导抗疫,工作组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部委的部长;各部委各司其职来制定相关政策条例以避免出现信息和政策上的混乱。在传染病应对制度上,新加坡建立了疾病爆发响应系统(the 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简称DORSCON),这一系统将流行病在本地的情况(疫情的特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给公众的建议)分为四级(依次以绿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标注),对应不同的响应模式。比如,2月8日李显龙总理发表电视讲话,向公众宣布:鉴于本地出现无法追溯感染源的病例,社区存在传播风险,所以政府决定将反应系统从黄色提高至橙色。当天晚上,笔者所在的大学校长办公室发了一份通告,要求50人以上的大课必须在线上进行;对有旅行史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严格执行强制14天缺席假。

第二,巩固公共卫生系统。在非典初期,卫生部人力不够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展缓慢,导致早期并未有效切断传播链;也没有有效地分级诊疗系统从发热病人中排查疑似患者。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这两点都得到了改善。从1月底,卫生部就成立了追踪组,大规模追踪密切接触者,锁定并监测可能出现的病例,防止他们感染社区;随着病例增多,新加坡武装部队和国防部派出1300多名国防执行官、正规军和武装部队志愿队增援追踪工作。2月18日,政府启动近90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s,简称PHPC),类似中国的“发热诊所”;鼓励公众身体不适先去住所附近的PHPC诊所就医,这些诊所由政府提供防护设备、平时接受常规训练,有能力初步筛查病例。

第三,提升传染病医疗基础设施。非典期间医院内感染比较严重。比如,在一号病人3月6日被隔离、15日确诊之前已经感染了22人,包括10名医务人员、2名住院病人、7名来访者和3个家庭成员。其中一名感染的医护人员3月7日开始出现症状但被误诊为登革热, 13日被隔离之前又感染了21人。当时陈笃生医院的基础设施也不利于阻断院内感染:从一号病例入院到成为定点医院的二十多天里,医院还照常接收其他病患;该院当时只有28间隔离室,且与其他科室共享出入口;早期也没有在门诊和急诊科设置分诊站筛查和隔离疑似病例;医护防护装备供给不足。非典之后,新加坡筹建了全新的国家传染病中心,是全国第一个高级别隔离单位;于2019年9月7日正式运营,采用应对高传染性疾病的最新技术,所有隔离区采用负压空气系统,四套电梯系统供访客、员工、病人和运货分用。早在2005年公布的《流感大流行预防和应对计划》中,也提出储备医疗防护设备以备不时之需。这些措施的效果在新冠疫情中体现了出来。截至4月26日,新加坡共报告医护新冠病毒感染66例(当时累计确诊病例为13624例),且无一例是在工作时受到感染。

第四,保证信息发布及时而透明。在非典疫情中,公众和媒体对政府的信息发布颇有微词。比如,4月7日,英文媒体《海峡时报》刊登了新闻编辑恒森(音译)女士的文章,题为:“非典,但信息有点慢,不是吗?”恒森女士之前听到风声得知综合医院有两个病房的发热患者要转诊至陈笃生医院;她4月4日在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就此消息提问得到官方否认,但第二天卫生部新闻稿却证实了这一消息。她写道:“对于这次的突发消息,我客气地说是卫生部的信息晚于媒体。”这样的事件还有几起,以至吴作栋总理4月6日向媒体强调,政府将对疫情的信息保持透明,并指出当局已为“沟通不畅”致歉。在突发传染病时,向公众进行透明而及时的风险沟通,是建立社会信任的重要一环,毕竟公众的知情与合作是抗疫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新加坡政府在信息发布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外,还通过纸媒、广播、网站和社交网路平台如WhatsApp和Twitter和民众沟通本地感染情况和对应政策。


3

“双轨”疫情


即便做了充足准备,在将新冠疫情稳定控制而保持社会不停摆近两个月之后,新加坡抗疫形势急转直下——由于4月份开始外国劳工宿舍大爆发,不得不宣布“阻断措施”暂停一切非必要活动直至6月1日。截至5月11日,在23878例累计确诊的病例中,劳工宿舍的病例占据了90%。抗疫组组长王循财也承认,新加坡正在应对“两种不同的感染”:一种是在普通人群中相对平稳的疫情,另一种是劳工宿舍中非常严峻的疫情。劳工宿舍作为新加坡政府和资本管理外国低技术工人的一种手段,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结构背景。但毫无疑问,宿舍的拥挤和空间设计使社交隔离不太可能,有利于病毒的传播:约20万外国劳工住在专门建造的宿舍中,还有约12万工人住在由工厂改造的宿舍;宿舍之间条件略有差异,每个房间最多可容纳12至20人,浴室、厕所和厨房多个房间共享。

新加坡疫情的“双轨制”,反映出其社会治理几组深层次的矛盾:第一, 开放经济与劳工治理“他者化”之间的冲突。自上个世纪80、90年代起,新加坡经济转型:从制造业转向高技能服务和金融行业,最终转向高科技领域;与此同时,各领域的外国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5.5%跃升至2000年的18.8%,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亚洲各国的低技术劳工。新加坡对外国劳动力的治理(特别是低技术工种的劳工)依赖像宿舍制这样的低成本策略,使劳工群体成为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弱势群体。纵观世界各地的疫情,一个社会的抗疫成效往往取决于社会最弱的链条是否牢固。或许,新冠疫情给新加坡政府增加了一个改善外国劳工住宿和生活的契机:在一个经济开放的移民社会里,如何吸引外国劳动力为经济做贡献的同时提升他们的福祉和健康对在地的公共卫生与健康也是有意义的。第二,大政府与小社会之间的悖论。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且症状谱系很广,在封闭空间例特别容易传播;2月份日本邮轮“钻石公主号”引发感染的先例意味着大规模聚居的劳工宿舍是隐患。事实上,在宿舍区的疫情还未暴发前,已有NGO组织(如一个专门关注劳工权益名为“客工亦重”的组织)通过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发出预警,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面对如此“狡猾”的病毒,官方的应对机制百密中有一疏也会功亏一篑,因此吸纳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尤其是有基层经验的个人和组织)才能使危机应对机制更有韧性和弹性。


4

结  语


像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新加坡的新冠抗疫还在紧张地进行中,其中经验的总结和探讨还远未结束。社会学者布鲁斯·林克在一篇文章中说,“当生物医学知识和技术为人类预防疾病和避免早逝赋能的同时,理解社会学因素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变得同等重要。我们对疾病的溯源实现了从残酷命运、事故等叙事到目前某种程度的人为可控因素的转变,这极大地重塑了人与疾病、死亡的关系”。区分并认知可控与非可控因素,从历史中总结、反思和纠错,大概是人类社会能留给历史和后代最好的遗产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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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oh, Brenda S. A. (2006). Bifurcated Labor: The Unequal Incorporation of Transmigrants in Singapore.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7(1):26–37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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