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鹦鹉螺

当我们讨论遗传时，我们指的是什么？

有时，我们指的是生物通过繁殖将它们的信息传递给后代的过程。比如：豌豆是圆粒还是皱粒的，开红花还是白花；果蝇是灰身还是黑身，红眼还是白眼；至于人类，我们会从父母或者更早的祖辈那里遗传某些具体的身体特征——发色、眼睛的颜色、单眼皮或者双眼皮等，关于这些特征的信息被编码在基因中，在繁殖过程中被复制然后传递。

有时，我们谈论的是更为抽象、更加高级的精神特征，比如性格、智力和行为。

当然，“遗传”这个词可以表述许多意思，但归根到底，在很多情境中我们讨论的是DNA序列的差异。

DNA的双螺旋结构深入人心，如果把它比作一架螺旋绳梯，DNA序列就是这架梯子上的 30 亿个梯级。我们自打母体受孕那一刻起，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架梯子。

20 年前，DNA革命始于人类基因组测序。它确定了这架螺旋绳梯的每一个梯级。

在这30亿个DNA序列的梯级中，有99%以上是和其他人一样的，这就是人类本性的蓝图。剩下那不到1%具有差异的DNA序列，正是使我们不同的原因，也就是塑造我们个性的基因蓝图，影响着我们的心理、性格和智力，就连我们是不是习惯早起的人，都由它决定。

既然如此，当我们谈论遗传影响时，所指的其实主要是那1%的DNA差异造成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多大？

我们早就知道直系亲属具有很多相似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具有家族性的原因到底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的（环境）？对于眼睛颜色、身高的相似性，我们通常认为是先天原因导致的。那么，患乳腺癌或胃溃疡的概率呢？学业成就和空间能力（例如导航能力）呢？

针对包括上述特征在内的14种生理和心理特征，行为遗传学家罗伯特·普罗明将2017年对5000名英国年轻人的调查结果与遗传研究结果加以对比（表1为其中部分数据），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先天与后天之谜横亘在人们心中，有待解开。

区分先天与后天的一种方法是，找到共享先天但不共享后天环境的亲缘关系，从而检验遗传效应。领养正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实验，它可以同时包括“遗传父母”“环境父母”“遗传+环境父母”。 

“遗传父母”是被领养孩子的亲生父母，“环境父母”是这些孩子的养父母。“遗传+环境父母”指的是我们常见的，父母与孩子共享先天与后天环境的情况。这种设计可以对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行有力评估，理清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复杂关系。

有一项从1974年开始的长期纵向研究，正是这样设计的。这项名为“科罗拉多领养项目”（CAP）的研究涵盖250个领养家庭和250个匹配的对照家庭，从婴儿时期直到16岁持续进行，综合使用了问卷调查、电话采访、访谈、观察和观看互动录像带等研究方法。

CAP研究结果支持行为遗传学第一定律，即心理特征显示出显著的遗传影响。

时至今日，发现并报道某一种心理特征可遗传已经不再新奇了，因为所有的心理特征都是可遗传的——我们已经无法指出一个没有受到遗传影响的心理特征了。

不过，你觉得孩子看电视的时长会受遗传影响吗？

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这是典型的环境度量，有超过2000项研究将它用于探究环境对儿童发育的影响。然而，CAP研究结果揭示：遗传差异对此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领养家庭中兄弟姐妹看电视时长的相关性，仅为对照家庭兄弟姐妹相关性的一半；亲生父母及其子女看电视时长的相关性，是养父母及其领养子女相关性的两倍（相关系数分别为0.30和0.15）。更令人震惊的是，亲生母亲看电视的时长与她们被领养走的孩子具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5）， 尽管这些母亲在孩子出生一周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些研究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毕竟谁会觉得有“看电视基因”存在呢？！

事实上，这就回到了人们对先天和后天关系的固有偏见。

谁说过存在“看电视基因”？我们当然可以随意打开或关闭电视，但是这个动作对不同人心情的影响有差别。先天（遗传）影响并不是像木偶剧或者皮影戏演员那样操纵着我们，它只是一种概率性的倾向而已。

1991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以《后天的先天性》为题，总结了18项类似研究的遗传分析结果，发现各种所谓的环境度量一致显示遗传影响，平均遗传率为25%（在心理学领域，这已经非常高了）。

在认识到“后天的先天性”之后，我们明白：在母体受孕时从父母那里继承的DNA差异是塑造我们的基因蓝图，也是心理特征重要影响的来源。

当然，基因蓝图只是一张蓝图而已，它显然与最终结果不同。事实上，它只能描述“是什么”，但不能预测“可能是什么”。这一点需要厘清，因为人们经常对遗传率（遗传倾向）产生误解，以为它是“算命先生”或者板上钉钉的事情。

DNA差异并不是全部，但是在塑造我们的稳定心理特征方面，它比其他所有因素加起来都更重要。虽然仍具有争议，但这让我们用新的视角看待教养、教育及其他塑造我们人生的事件，对所有人来说都意义深远。

我们可以直接检测遗传得来的DNA差异，找出其中哪些对心理特征具有普遍影响。这些DNA预测因子是独特且稳定的，它们在一生中不会改变，而且从出生开始就能用以预测未来。

目前，最有效的DNA预测因子主要针对心理疾病和学业成就。

对于心理疾病，我们不再需要等到病人出现大脑或行为的疾病迹象，然后依赖询问他们的症状来确诊。利用DNA预测因子，我们可以提前预测疾病，并在这些问题产生难以修复的损害之前就进行预防；我们还可以在遗传家族性的基础上，分别预测每个家庭成员具有差异性的状况。

对于学业成就，DNA预测因子可以揭示我们的先天优势和短板分别在哪里。这些信息有助于自我认知，也可以帮助父母了解孩子的个性，从而尽量强化孩子的优势并克服他们的不足。比如：如果预测孩子容易有学习阅读方面的问题，父母就有机会提前进行干预和帮助，而不是直到孩子上学后在阅读方面出现困难时才发现。

这场DNA革命大约在10年前开始，基于SNP芯片的开发实现（SNP指单核苷酸多态性，也就是DNA梯级的差异，世界上一共存在大约8000万个SNP，你和我有大约400万个，其中有许多不同）。利用SNP芯片，可以快速且廉价地对个体的数十万个SNP进行基因分型。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基因组学公司面向普通消费者开放了这项服务。

通过跨基因组选择SNP并构建SNP芯片，能够进行全基因组关联（GWA）研究。GWA研究已成为生物学、医学科学及心理学的变革者，发现了诸多有效的DNA预测因子。这些科学进展席卷了心理学领域，带来深刻的变革。除了教育和个人的自我认知以外，诸多社会议题也与此息息相关，包括人才选拔的标准、机会均等和精英统治等，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总而言之，它会影响我们所有人。这也正是促进这种讨论并用科学知识武装大脑的必要性所在——遗传太重要了，不能只依靠遗传学家。

以上内容摘编整理自罗伯特·普罗明所著《基因蓝图》（Blueprint）一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工作室于2020年4月出版。

这本书的译者刘颖是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她在悉心翻译这本书后为其写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