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职业生涯,该如何“实现”?-深度-知识分子

你的职业生涯,该如何“实现”?

2019/05/07
导读
行为和价值观的自洽至关重要

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生产力。按照别人的规则来“玩”学术游戏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价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

撰文 | L.M. Walkowicz

编译 | 一块肉饼


2017年秋,我受邀在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举办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博士后研讨会(AAPF Symposium)上进行一次开放式演讲。这事碰巧发生在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的一个时候——那一年我搬到了国家图书馆工作,在那里我可以全身心地研究关于火星探索的伦理学问题(在并不充裕的空闲里,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此我暂时从之前在芝加哥从事的研究中脱离了出来,但并未准备好就当时手头上的工作做正式演讲。AAPF研讨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能在一群博士后和专注于博士后的组织面前讲话,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我开始思考,许多年前那个博士后的自己会希望听到怎样的演讲呢?


即便是老生常谈,我仍然想要谈一谈“成功”——我所说的成功,其定义取决于你,而不是来自外界的标杆。身处学术界,我们中许多人都会拿这样的标杆丈量自己。与其说用成功二字,在这里我们不如换一个更恰当的词,“实现(Fulfillment)”。它旨在描述你所走的道路,而不是你能到达的目的地。更确切地说,你只能控制它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由你的选择决定,还要由你的处境决定。


我认为,实现源于职业道路与个人价值观的契合。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的不愉快,都来自于人们自我评价的方式和他们在世界上创造价值的方式无法匹配。当然,我无法告诉你,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我希望提供一种思考选择的方式:制定决策的框架,并优先考虑能够对你的生活起作用的事情。


先讲一个小故事:我那时在伯克利做博士后,去听了一场马修·贝尔斯(Matthew Bailes,澳大利亚天文物理学教授,来自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座谈会。他说,即便我们(听众多为博士后)现在看起来前途都十分光明,但其中大多数人在几年后将不再是天文学家。他展示了一些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我们的专业有多少毕业生,有多少博士后,又有多少终身教职——许多人将不会拿到教职。虽然你可以认为这是贝尔斯的一点直男幽默——但没人想听真话,即便我们知道那是事实!


在暴击之后,贝尔斯说,其实他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并不总是如他所愿。他讲述了自己的历程,他是怎样一步步来到了现在就职的部门(贝尔斯已在此担任了十多年的主管)。他的谈话让那时的我十分困惑。因为在那时的我看来,每个走到科研生涯尖端的人都会在伯克利举行座谈会,而他们看上去很轻松就做到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承认他们曾经挣扎过,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表达过他们的脆弱,也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关于这些事情的讨论。在会议结束后,我们这些博士后听众对贝尔斯的经历进行了讨论。至今我仍然认为,他职业生涯之所以能够“实现”,靠的是自主选择和时机得当的共同作用。


不久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我申请成为了TED的会员(TED fellowship)。成为TED会员对我最重要的影响是,我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导师简·谢尔斯(Jen Shellers)。她耐心地支持我度过了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带我穿过充满不安的黑暗森林——“做有生命力的人。在此之上,要做一个有生命力的博士后。”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告诉博士后和青年研究人员们,一些简曾经教给我的东西。


起点(Starting points) 

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指导基于我的个人经验,并不是万能的解决方案:这些事情对我有用,但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也不意味着你也应该照着做,更不代表这些事情永远都是好的。它们旨在说明而不是确定。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看上去比很多人都过得“容易”。但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十分挣扎,它甚至帮助了我面对学术界的困难。我从小在一个充满不稳定性的环境中长大。我的家人要求我一定要上大学。但同时我也在通过上大学来逃离这个破碎的家庭。我读博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当天文学家,但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退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没有安全的港湾。但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了。回忆起一生中中所做的那些选择,我认为有两件事情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决策机制。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他早上如往常一样去上班,可我再见到他时,父亲已经躺在了棺材里。我虽然还小,但那一幕历历在目。它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工作,有可能是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发生在我读大一时。在例行的体检中,我被诊断出患有垂体瘤(这个肿瘤位于大脑中部)。就像父亲过世给我的冲击一样,我发现环境的变化比自己预期的要快得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中得到教训:你需要优先考虑并保护你的健康。


决定你的价值观

让我们谈点正能量的东西吧——我之前说过,你的“实现(Fulfillment,作者用该词替换了广义上成功的概念)”只有一部分能被你掌控。那我们该如何去和这样一些不完整的事物搏斗呢?


首先,行为和价值观的自洽是至关重要的。有意识地自我审问你的价值观——同样,这取决于你的具体情况——并根据价值观评估决策。但有两件事我要说清楚:其一,以这种方式做出的决定可能不会让你走上天文学(作者为天文学家,以此泛指某一具体领域)的职业生涯。其二,即便这么做了,你可能仍然会发现,天文学并非你最终要实现的梦想。


我们可以用学术道路的规划做一个小练习:在读博的时候,选择一个研究课题,看看你必须采取什么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完成一个明确的任务(拿到学位)。然而,一旦离开学校,我们的目标就会改变(在学术层面上你所认定的价值观也会发生改变)。作为一个博士后,你知道你应该发表论文,使你在申请下一个博士后或者教职中更有竞争力。开始做下一个博士后时,如果您在第二个博士后,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应该继续发表论文。如果你要开始担任初级教职,你也应该发表论文,从而获得资金,开展教学工作和指导学生。这也难怪人们会将论文的发表数量等同于生产力的——这是一个可以快速量化的指标。相比之下,其他的活动的影响可能看起来更加模糊,也更复杂。


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是:许多新人天文学家对他们领域的科普和公共活动很感兴趣。但这些活动要么得不到,要么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被劝阻。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人们对软件开发也并不重视,即便电脑软件与光谱仪等硬件仪器一样广泛使用(甚至更有用!)。各种外延活动的相对价值只是“衡量标杆”的其中一个例子,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外界强加给我们的标杆,无论它是否与我们的价值观保持一致。你不能阻止人们根据他们的价值来衡量你,但你可以确保你所做的与你的价值观一致。


记住:工作可能就是你生命中最后一天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搭建自我体系的实用建议

3.1. 列一张任务清单


识别和阐明你的价值观只是一个过程,你可以使用这个过程来创建一个更宏大的航标,一项使命宣言。举个例子,“阿德勒天文馆的使命是激发对宇宙的探索和理解。”虽然把使命宣言用在个人身上有点奇怪,不要紧,它只不过是一次自我的进一步审视——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才是重要的(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被列入你的价值观中)。你需要想想以下这些问题:


  • 想想你所钦佩的人,以及他们身上值得你钦佩的品质:他们可能是著名科学家,也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或同事。他们钦佩的又是什么?这些人不一定是完美的人,也不必百分百代表你想成为的样子——重要的是思考你为什么钦佩他们。


  • 你认为你的目的是什么?当你对一件事抱有成就感时,成就感从何而来?比如,你喜欢公开演讲,也许是因为你觉得你正在帮助人们了解宇宙;也许是因为你喜欢在舞台上为人群表演。前者是出于帮助他人的愿望,后者是出于自我的满足。重要的是去分析这两个原因是否都在起作用——这反思的过程当中,请尽可能地对自己诚实,不要抱有批判的心态。你也可以做做头脑风暴:你认为自己擅长什么?你真的喜欢做什么?最近一次感觉“身心俱疲”时,你做了什么?


  • 除此之外,你想留下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说,你希望你的“遗产”是什么)?你希望你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对你做出怎样的评价


  • 困难的部分在于,你必须把这个练习的结果转化为具体表达。用两三句话而不是两三页纸来描述。有时短语会很有用——我个人认为用“我的使命是......”来写这些句子实在太夸张了。所以我更倾向于以“我想要......”来开头。


    而最困难的部分是让其他人来阅读你的清单。虽然你的任务清单是给你自己用的,不必把它po到网上。但如果你可以让别人也读懂,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它——你自己明白你所描述的事物么?因此,请尝试与亲密的朋友或同事分享你所写的内容,共同努力。


  • 请记住,这些任务可以改变,可以发展。让你所写的内容引导你,而不是限制你。你的使命宣言应该是灯塔,而不是锚。


3.2. 做出合理的选择


博士后生活里充斥着机会、决策以及伴随着两者的巨大压力。你可能比当研究生时有更多的自由:你在做什么,与谁合作,参加什么样的会议,以及日后从事的职业。但缺点是,自由和选择也可能是压倒性的,尤其当你陷入困境,试图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时。


根据我的经验,读博后期和博士后早期是一个绝望的时期。我们都知道在学术界想要获得一个工作有多么难。我早年也曾经尝试过海投简历,瞄准一切我认为可行的岗位——结果不仅让我自己精疲力尽,还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所在的领域里,有超过三百位候选人,提交了重复的工作申请,只因在投递前未做仔细评估。你没法责怪他们,似乎并没有人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决定一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但请不要这样做!


“广撒网”有利也有弊。当你开始投简历时,这种办法最初可能有用,因为你无法分辨哪些机会能够“生根发芽”。然而,另一方面,你会陷入一个没有焦点的循环中,追寻看上去几乎一样的事物。因此,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你在评估机会时思考:


  • 这个机会与我的使命和价值观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很重要。你的时间应该服务于你的使命和与之相关的目标。


  • 这个机会有什么新鲜之处?它与我正在做的事有重叠或重复吗?借此机会,我希望获得什么新到你?比如说,假设你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如果你正在寻找机会曝光新的成果,你会考虑让哪些人将成为你的听众?如果你正在寻求新的合作机会,你会考虑与什么样的人交谈?作为一个博士后,尽可能让自己出去看看是有用的。我想说的是,你最终被雇佣的机会往往来自于你的小领域之外。因此,虽然参加有针对性的会议对于开始新合作或寻找未来的同事/雇主非常有用,但也要去看看范围更宽泛的会议,将你的工作暴露给更多的人群。


  • 我认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机会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如果您希望加入某个委员会,假设你的合同是三年,那么他们需要你参加多少次会议,这些会议为期多久,可以被精细化到几天,以及是否必须出远门。我会建议将你预估的时间乘以2-3倍作为参考。与此同时,你要更多地了解自己,知道自己会犯下什么常规错误,不要低估了做事的时间成本。


  • 我愿意为这个机会放弃什么?这个问题很苦涩,但你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从博士生到博士后或研究者,你会反复发现想做的事比能做的事要多得多。接受一个新的机会时,大多数情况都会有代价。但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他们需要付出什么,或者会以哪种形式来付出代价——它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每天必须加班一小时。但通常这些简单的事情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这是否意味着与你的朋友,伴侣或家人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一小时。又或者这是否意味着你得少睡一小时?这些可能是难以量化的事情。当思考代价时,滋味并不好受,但你必须要睁大眼睛看仔细了。


3.3. 实践你所搭建的体系


此前我们都在讨论如何构建个人的决策体系。当你确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列举了一系列可以帮助你分析和反思的问题后,你就可以开始实践这个体系了。下面,我将利用之前我所谈论的东西,来讨论两个简短的例子。


1)我该申请怎样的工作?


我提到过我早年的职业困境——那时我不顾一切地申请了能找到的所有工作。直到上一次找工作,才决定采用不同的策略。我的上一次工作申请是在第二次博士后的第二年。我用上述办法列出了问题清单,排除了许多并非那么必要的机会,将选择的重心放在了“我需要多少时间来完成(我需要做什么样牺牲)”上。我仅仅申请了那些我认为自己能做到的工作,对它们做了简单的背景调查,并在申请中简短陈述了自己适合这份工作的原因:“为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毕竟,找工作就是在申论,在阐述对特定职位的适应性。如果我觉得我不能自圆其说,就赶紧寻找下一个机会。


2)我该怎样评估一个offer?


在思考应该申请何种工作的同时,我也逐渐了解到自己希望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我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多种多样的环境,譬如以教学为重且只有本科的学校,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或者注重公众事业的机构(如阿德勒天文馆)。我最终得到了两个offer,一个来自阿德勒,另一个来自某大学的物理和天文学系,以下我将其称为“研究大学”。我必须要承认的是,你无法改变学界的“规范”——在研究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应该是一个天文学家学术生涯的顶峰。


但面对这两个offer,我不得不去关注我内在的需求和愿望,而不是来自社会压力的喧嚣。这两个机会都是全新的且截然不同的,因此“能不能得到新东西”并非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它们都需要我全力投入,且无论选择哪个,都代表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然而,它们需要我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在“研究大学”,我应该做传统教师所做的事情:进行研究,指导学生,教授课程,申请资金,以及为大学提供可能的服务工作等等。


拿到offer后,我到访了那所大学,我询问他们是如何定义成功的。他们回答说:“做研究,发文章,别把教学搞砸。等拿到教职了以后(可能要到六年以后再说了),你就可以去做点别的东西了(指外延活动或科普等公共事业)。”这意味着我需要花费至少6年的时间,远离我热爱的公共事业——我想,“如果我在第五年的时候就被公共汽车撞死了,那该怎么办?”


另一方面,在阿德勒天文馆工作也有其代价:虽然职位不受期限限制,但并非终身职位。它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我需要工作12个月而非9个月,工作不稳定,薪水低于我在大学可能获得的工资。人们普遍认为,起薪是对人收入的最大影响之一。因此选择阿德勒天文馆也意味着我整体的终身收入会降低。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愿意牺牲那个渴望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的我,还是牺牲那个害怕不稳定,再也不想体验被人驱逐的我?这种必须要抉择的感觉糟透了。但最终,我的决定取决于我的价值观。我决定用我大部分的时间来让尽可能多的人走近科学,获得知识;而不是通过通过研究项目来培养新的天文学家。阿德勒显然让我有机会不仅与更广泛的公众交流,而且让我能够和芝加哥公立学校系统合作,吸引许多年轻学生来进行实地考察,在我们的城市内拓展天文事业。最重要的是,我在阿德勒的“成功”将按照我对自己的标准进行评估。它所展现的价值观与我自己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3.4. 评估你的进步


正如我之前所说,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变成衡量一个人是否在某领域成功的标准:它是一个数字,可以量化你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它足够简单,可以由Google学术搜索或任何在线工具计算,然后和不同的子领域中的研究者们进行交叉比较。我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学术论文可能是天文学里我最不喜欢的东西——虽然我认为论文很重要。我喜欢做研究,我喜欢写作,但我不善于完成论文。幸运的是,我有很擅长写论文的合作伙伴。H-index或I-index无法捕捉到诸如科普写作或演讲,组织公共科学项目,开展研讨会,指导学生等事物上,即便我在这些事情上花去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内。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感到自己很失败。无论是作为博士后还是研究者,因为我没有发表“足够多”的论文。虽然我的确很享受我在做的事情,但内疚和恐惧还是笼罩着我。


在过去一年左右里,我意识到了,虽然我有方法在做行动之前通过我的价值导向体系做出决定,但我无法在保证我的后续行动能够和它保持一致。相比之下,一个上升的H-index数却有办法告诉你,你做得对,你做得很好——以简而言之,我怎么知道我做得很好?


进度指标的创建的确困难的。一部分因为,成功和实现都是不断发展的“量”,而不是目的地或固定结果。因此,评估指标可以是一个具体的结果。比如,发布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者参加一定数量的会议。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是任何类型的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除了发论文之外,你可以把拥有一定数量的资金当做指标。或者,把资金的申请成功率也算进来。以及那些在传统意义之外的其他指标。


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列举了一些可能的评价指标:


  •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通常是学生):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开始向我寻求建议。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对我而言,一个重要的职业健康指标是,人们不仅经常向我寻求帮助,而且他们经常把别人推荐给我。人们重视我的专业知识,是对我做出贡献的认可。


  • 辅导学生:最初在阿德勒担任职务时,我以为自己牺牲了与本科生和研究生密切合作的机会。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我与一位来自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的研究所开展了合作,并通过LSSTC数据研究生科学奖学金计划向他提供资助。我还像简•谢尔斯那样,成为了非正式的导师,帮助那些面临特定危机的人。


  • 推动公民教育:我工作中一个重要动力,是帮助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和接触STEM教育(STEM为科学、技术、数学和工程四门学科的统称,是一种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美国发展的跨学科教学法)——科学家,非科学家,想成为科学家的人,甚至不想成为科学家的人。天文学界中的许多人都注重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向人们传播信息,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单向的交流形式并容易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也有权利对周围的世界提出质疑。作为科学家,单向交流形式也不能让我们倾听和了解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我的目标之一在于更好地了解如何“制作”天文学(编者:作者在这里的意思应为,向公众从无到有介绍天文学,尤其是运用STEM教学法,就好像在制作某件东西一样)。与其问“我们如何在STEM中获得更多的多样性”,我们应该问我们能够提供什么。


  • 受众范围:受众范围看似“模糊”,实际上很容易量化:你可以计算你所接触人群的数量,无论是同行间的交流,还是面向公众的交流。你还可以问自己:“多少?”“多久?”“和谁?”。以这种方式思考每个指标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表现如何,更重要的是,您可以通过提前考虑交流所带来的影响来做选择从:根据重要的指标考虑行动的可能最终结果。


在学术生涯中,失控感永远存在。话虽如此,重要的是,记住你有办法去处理。更重要的是,你的价值不等于你的生产力。按照别人的规则来“玩”学术游戏并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价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


此外,游戏的“规则”可以改变。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极少有事物是安全和稳定的。你可以为自己制定使命宣言,成功标准或个人指标,然而,尽管你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有无法达到目标的可能。没关系,失败是很种糟糕的体验,但它确实会发生。如果发生了,请记住你所构造的体系是灵活的,可以而且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重新审视和修订。



本文经作者授权翻译,部分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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