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中健康与政治的互喻、新卫生观念的传播，探讨新卫生观念的启蒙；从中西、新旧、科玄之争，探讨医学如何成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题；从卫生运动、大众传播、日常生活等方面，探讨当时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改良。

本文认为，新文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也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健康观和疾病观，并由此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和科学的演化方向。与此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与科学启蒙的话语中充满现代医学的隐喻，其寓意在于通过身体感受的共情来激发普通民众对新观念的认同，从而有助于认识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价值。

撰文 | 张大庆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参考资料[1]

精神懦弱者不可以谋国，魄力委靡者不可以图强。遍察环球列邦民族不振，其国未有能强。今使医学不先讲求卫生，更谁促进。徒以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各问题为鼓吹期望民族之强盛，是不啻徒沃枝叶而不培根本矣。

参考资料[2]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业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过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参考资料[3]

夫我国医业不振，退落列强之下，历年民生死于非命，时罹痛苦者，恒沙难数，深堪惋惜。溯自世界三十载以来，新医蒸蒸日上，新学时有发明。独惜我文物之邦，犹未沾此利益，实具特别原因。人之眼光，注射于前。如大学所谓日日新，又日新。而我之眼光，留恋于后，徒读父书，墨守成见，背道相驰，优劣自判霄壤。

参考资料[4]

上述论述分别摘自1915年9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和1915年10月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若不标引作者，几乎可视为一篇文章。

一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采用现代医学的比喻来论述社会发展之规律。同一年，与陈独秀同岁的伍连德（被梁启超誉为当时唯一一位“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与颜福庆等创建中华医学会，并在《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文论述医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之关系。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现代医学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动员社会、启蒙大众作用的彰显。

本文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中的卫生启蒙，探讨了医学如何成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题以及卫生如何作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改良的策略。本文认为，新文化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人生观、科学观、健康观和疾病观，与此同时，在新文化运动与科学启蒙的话语中充满现代医学的隐喻，其寓意在于通过身体感受的共情来激发普通民众对新观念的认同。

新卫生观的启蒙

1、健康与政治的互喻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启蒙。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治启蒙，而对科学启蒙及其社会文化价值则评述有限、大多点到为止，主要原因可能是认为科学属于精英文化，最多也只是对传统人文型的知识分子有启蒙意义，对社会政治和普通民众的传统生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文化，同样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社会、文化、政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尤其是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观念与实践不仅是科学文化重要内容，也是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联接国家、社会与个体的最佳结合点，展示了科学文化的实用价值与世俗特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新文化运动与科学启蒙的话语中充满现代医学的隐喻，其寓意在于通过身体感受的共情来激发普通民众对新观念的认同，从而有助于认识与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价值。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叙述中，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以欧美及日本列强为参照，“国弱体虚” 、“落后挨打”成为社会进化观念的逻辑表达式。伍连德认为改变这种情境亟需谋医学之改革：“优胜劣败，天演昭然。现时吾全国心目中所最激刺者非日本乎，当五十年前，维新伊始，非以改革医学为入手，何有今日吾国不欲图强则已。苟欲图强，万不能不谋改革医学，使再永永淆乱，无有穷期。”[5]清末民初，“健康”、“疾病”、“卫生”的概念并非仅仅是一个医学的概念，它们与国家、社会、个人的精神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图1）。倡导卫生、增进健康不只是个人身体与精神的提升，更是民族国家强盛的标志，所谓“强国强种”已成为一种有识之士的政治诉求。

图1. 中华医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插图

身体与国家，医学与政治，有着深层的相关性。19世纪中期，医学社会化的思想随着欧洲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发展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法国医生盖林（J. Guerin，1801～1886）呼吁为了公众的利益应建立新的社会医学体系，即一个由医学监督、公共卫生、法医学等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他把社会医学分为四个部分：

(1)社会生理学研究人群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以及其与法律、社会组织制度、风俗、习惯等的关系；

(2)社会病理学研究健康和疾病的社会问题；

(3)社会卫生学研究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

(4)社会治疗学制定治疗措施和其他手段来对付社会可能遇到的不良因素和其他情况。

德国医学家诺伊曼（S.Neumann，1819-1908）以及精神病学家洛伊布舍尔（R.Leubuscher，1822-1861）则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重要作用。1847年，诺伊曼提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6]。他认为一个民族健康是社会直接所关切并负有义务的事情,而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对健康和疾病起着十分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1848年，医学家微尔啸（R.Virchow, 1821-1902）也提出 “医学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的观点。

这类关于医学与社会、健康与国家的观念促成了19世纪欧洲国家将公共卫生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例如，法国各地都设立了卫生议会（Conseil de Salubrite）、英国组建了国家卫生局（National Board of Health），而德国建立的是医务警察体系（Medicinischen Polizey）。福柯（M.Foucault, 1926-1984）把这种“由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人种等这些在人口中构成的活人总体之特有现象治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合理化”称为“生命政治”[7]，他认为生命政治至19世纪起便成为政治和经济的关键之处。“民族卫生”的观念不仅影响到欧洲各国，而且对正处于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冲击。

清末民初，已有关于欧洲医疗保健制度与公共卫生运动的介绍。1897年，刘桢麟在为《新知报》撰写的“富强始于卫生论”一文中指出：“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日駸駸乎进于道矣。然治已病，不如治未病。为他人医，不如人人自医。所谓以免病代治病，斯为上工，若是者，舍卫生末由也。”[8]1903年《万国公报》载文“论尽百年来医学之进步”，除介绍了细胞病理学、细菌学、麻醉剂等医学技术的进步之外，也介绍了公共卫生制度的发展，如生命与死亡统计、城市卫生等。1914年，《大同报》登载“英国公众卫生制度详记”，介绍了“现行之公众卫生法律，卫生官之职务，卫生调查员之事务，政府对于人民之责任，卫生团体设立”等，这些介绍凸显了现代医学或公共卫生的社会与政治价值。

新文化运动中，医学与政治的互喻已成为人们通常采用的话语模式。如陈独秀在论述爱国主义时，强调“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弥乱源、为国家增实力。”他指出，为国捐躯之烈士虽为人服膺、崇拜，但只是治标而非治本，因此提出“持续而治本的爱国主义”：勤、廉、洁、诚、信。陈氏把“洁”提升到有关国族形象的政治层面：“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垢之辫发与衣冠，吾人诉之良心而言，亦实足招尤取侮。”他还更进一步指出国人“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婢膝奴颜，以为至乐”的“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由此提出“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9]。

无论是在论述爱国主义或是强国方略时，强种健民则始终是当时最为优先的考量。正如史介生所言“强国的要则，先须强国民的身体，欲强国民的身体，先须知卫生的方法。……由此观之，则医药学和卫生法，于国民有密切的关系，于国势有强弱的影响。”[10]

2、疾病作为政治修辞

在人类历史上，疾病作为政治的一种修辞颇为常见，人们往往将疾病尤其是瘟疫视为等异族或异邦带来的邪恶之物，也常被视为个人品行或族群特征的标识。如历史上关于梅毒、麻风、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常与邪恶、异族入侵者的想象联系在一起，或者是对社会堕落、个人不良行为的惩罚。尽管疾病的政治修辞或者隐喻有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容易忽略对于政治事件或文化问题的深层探究，但改革者或革命者往往通过这种感同身受的隐喻来唤起人们变革的激情。

在中国近代的“救亡图存”语境里，疾病和体弱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很自然地成为的政治家、知识精英、地方士绅甚至普通民众的国家或民族形象的想象，由此形成了一套“强国强种”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可让所有人清楚地感受着国家像病体一样被侮辱、践踏和歧视，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的符号。 

身体健康、习惯卫生被视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标识。“民族体质之优劣，与繁殖之消长，系国家之盛衰，或竟至于亡国，实属天演公例，无待赘言。吾人应如何使吾民族优良向上，免东亚病夫之号。”[11]“东亚病夫”为清末民初最为熟知的以疾病隐喻社会政治的概念，其并非单纯指国民体质的虚弱多病，更强调的是国体的积贫积弱、国民的麻木不仁。有人把“东亚病夫国之病”概括为四大病象：其一为瘫痪：地方各自为政，中央号令不灵，恍如四肢瘫痪之人体，手足麻痹，难以动弹；其次为贫血：国家财政空虚，军阀诛求无厌，当局补血无术；再次为疟疾：社会动荡时常发生，类似三阴疟疾，愈发愈凶；第四为秋瘟：干戈扰攘，不啻瘟神下降。瘟势大强，历次百姓罹此而死者，难以尽数。根治这种疾病，则有待医国高手，苟能对症发药，俾得立起沉疴。[12]

疾病的修辞不仅体现为躯体病痛的隐喻，在精神与心理上的隐喻更为丰富。陈独秀在论及新旧青年之区别时指出：“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13]他认为，中国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增加。他引用了1912年德、美、英、日青年之死亡病因的统计数据，指出这些国家因重视教育、体育、卫生，十余年来青年健康状况改善显著，健壮活泼，反观我国“盈千累万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 并提出 “二十世纪之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14]因此，躯体与精神的健康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身体之强弱系焉，一生之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的健康观念也是一种社会的政治哲学观念。

3、卫生知识的传播：普及还是规训？

新文化运动前后，涌现出一大批医药卫生类的期刊，这类期刊大多以引介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为主要内容，旨在促进现代健康观、卫生观、医疗观的普及与传播。据宋大仁、沈警凡统计，自光绪八年至1935年53年间出版的医药类期刊共315种，其中清末出版的20种，新文化运动前后（1912-1924）出版的74种，1925-1935年期间出版的221种，其中80%以上为医药卫生科普类期刊。虽然，许多期刊都是昙花一现，出版一二期便停刊 [15,16]，但是种类繁多的医药卫生期刊对于普及医学知识、传播卫生观念还是颇有成效的。医学期刊的创办者主要有医学专业学术团体、卫生行政与研究机构以及大众媒体。

1915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是新成立的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但在创刊初期，杂志也将医学知识的科普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中华医学杂志》首任总编辑伍连德在论述该杂志的特色时，特别强调“本杂志则惟就通常浅文字，务使稍具普通学识者即可一目了然。”[17]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伍连德撰写了“卫生餐法”一文。伍氏介绍了自己创制的卫生餐台：“以一具方圆均可状如大盘，或木制铜制，以能容四五盘碗为度，下装一座可以旋转。每人各备一套食具各件，随意拉转，将各匙引入座前个人食具而吃。见者颇称利便，绝无传染之虞，并免沾染衣袖，留意卫生者曷试用之。”[18]（伍氏的卫生餐台现已成为餐厅餐桌的基本模式）雷祥麟认为，卫生餐台是现代卫生概念与传统社会生活之间达成的“创造性”妥协的具体展现，是有中国特色且符合卫生的在地创新。[19]  

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是研究性的学术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传染病研究和生产各类疫苗。但由于“疫之为害几无间断，人民畏之如虎，政府疲于奔命，其为惨酷盖不忍言，长此以往无术消弭，则本处同人之责也。”因此，中央防疫处创办了《通俗卫生月刊》，“冀以通俗卫生之常识灌输一般之人民，使了然于群众摄生之道，而促其力行，以减少发疫。”[20]

此外，上海市卫生局主办的《卫生月刊》，杭州广济医院主编的《广济医报》以及上海医药学杂志社出版的《医药学》等专业期刊，也包含有公共卫生宣传内容。一些地方的卫生机关还将每月刊印期刊赠给各学校图书馆、书报室以及其他的公共机关，并以低价出售，以便民众购阅。这类刊物取材注重一般的卫生常识，内容编排颇丰富，如北京市卫生局编印的《卫生月刊》有专载、论著、检查统计、卫生行政、卫生要闻、卫生教育、插图、文艺等项。[21]

北京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主办的《大众卫生》强调：“所谓大众卫生是没有阶级的，就是要人人都知道卫生的真义。社会上各色人等，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是男是女是老是幼，不分贵贱，只要他们活着，他们就应该具备这种卫生常识，躬行实践，以谋自己和人类的幸福……”[22]

《通俗医事月刊》是由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生组成的艾酉学会创办的普及性医学杂志，该刊旨在为促进国民卫生知识的发达担负责任。该刊的创办者尤为强调医学专业人士不能只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更需要做一些有益于大众的事情，指导大众，以谋人类健康之完满。[23]

现代医疗卫生知识的引介也是大众报刊上的重要栏目，《申报》、上海《时报》、北京《晨报》、《大公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主要报纸都办有“医学周刊”副刊或设置“卫生常识”的专栏等。

无论是医学团体或卫生专业机构出版的医药卫生普及性期刊，还是大众报刊上所刊发的普及性文章，大多由医学专家撰写，一方面是向公众讲解疾病防治的新观念、预防治疗的新方法、维护健康的基本知识，提高国民卫生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卫生和健康的话语，来规训国民的日常生活行为。从何谓“打针”，如何“防疫”，怎样“吃药”，到“饮食要选择”“哺乳的次数”“理发馆的卫生”“饮料水应该怎样注意”等，一一明确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应该提倡，哪些属于陋习，应该制止。

无论是医学专业人士还是知识精英都认为民众卫生知识贫乏，许多陈规陋习危害着大众的健康，因此，需要急切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灌输国民卫生常识。因为“我国向来受愚民政策的毒，国民的知识，异常浅薄。一些卫生常识，在文明各国差不多妇孺都有，说到我国却就不然。”因此有必要灌输卫生知识于国民。

这种灌输除办卫生报之外，开展通俗卫生演讲亦为重要。“欲改造习惯，促进文明，演讲便是一种利器。我国教育尚未普及，民智这等闭塞，什么是卫生，国民多半不能了解。既不能了解，便不去注意。欲设法使他们了解和唤起他们的注意，徒然多办几种医学报还是不中用的，因为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得不到一点好处。要想好处普及，不是从演讲上着手不可。”一方面应大大增加通俗卫生的演讲，此外应在平民学校里开展卫生知识的演讲，方能使大众受益。[24]

开展健康教育、倡导卫生习惯，不仅是为了有效的防控传染病，也是国家与社会精英通过知识-权利机制，试图将每个个体都纳入到社会控制的范围里。胡适在为陈方之的《卫生学与卫生行政》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个观点：“公共卫生的原理有两点：第一，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都和环境里的种种因子有因果的关系，而这种种因子大都是可以用人的智力来管理制裁的。第二，这种种和健康疾病有关的因子，如水、如空气、如病菌，大都是属于很广漠的范围，关系一区域一城市，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及，只有公家机关才能管理制裁。所以公共卫生的意义只是充分运用行政机关的权力，管理制裁一切关系人生健康疾病生死的种种重要因子，扫除疾病的来源，造成清洁健康的环境。”[25]

医学社团在卫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13年，在北京举行的博医会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共卫生问题成为与会医生所关注的问题，奥斯古德医师发表了“中国卫生宣传计划”的演讲，强调卫生知识的宣传在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工作，通过现代医学知识的普及来逐步转变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博尔特医师的“学校的医疗监督”和休梅克医师的“体格锻炼的必要性”讨论了如何推进卫生知识普及的具体措施。[26]

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Joint Council on Public Health Education）于1916年由博医会、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共同创办。1922年该会改名为中华卫生教育会。1925年出版中英文季刊《卫生》，1926年出版《中国的卫生宣传》（Broadcasting Health in China）。[27]该会通过举办卫生展览、报纸宣传、卫生演讲等活动来传播公共卫生知识、倡导培养卫生习惯、开展清洁卫生运动。

如1917年，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举办了“全国卫生论文竞赛”，以促进学生对公共卫生的兴趣，竞赛的题目为“中国目前卫生情况如何更进一步发展”。组织委员会共收到51篇论文，最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杨得宝和林步基分获一、二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葆光获第三名。获奖文章刊登在当年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28]

1919年，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又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卫生论文竞赛”。这次竞赛分为大、中、小学三组，共有11个省的61篇论文进入决赛，其中江苏25篇，直隶13篇，江西5篇，湖南、浙江各3篇，山西、湖北各2篇，福建、山东、甘肃、广东各1篇。21篇为英文论文，40篇为中文论文。论文题目有：什么使人生病？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卫生作为导致国家兴亡的一种因素；国家卫生和国家福利之关系等。大学组的第一名由上海中国比较法学院（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Shanghai）吴约翰获得，其文章题目为“国家卫生与国家福利之关系”。中学组的第一名由湖南长沙的欧阳青（音）获得，其文章的题目为“论个人卫生”。小学组的第一名由江西南昌Baldwin女子学校的沈晨珊（音）获得，她文章的题目为“什么使人生病”。[29]

这些活动在推动全国卫生宣传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除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外，一些省市也成立了的各种宣传卫生知识、促进健康的组织。

1913年秋，长沙组织了一个“妇女社会服务联盟”，获得了市卫生科和雅礼医院的支持。该联盟定期举行卫生教育讲座、发放卫生知识宣传品，同时还开展大规模的儿童种痘，受到了当地人的称赞。[30]

1916年成立的江苏公共卫生协会颇具规模，协会由著名实业家张骞担当首任会长，副会长则由地方绅士、警察局长、师范学校校长、卫生科长等担任。协会下设医学教育、研究、环境卫生检查、流行病预防和家庭卫生5个科。

1918年，上海的十二个宗教和慈善团体成立一个“道德福利委员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呼吁废除各种国籍的妓院，开展妓女的性病治疗，向妓女进行卫生宣传和防病讲座。

汉口、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先后也都成立了旨在推行卫生教育的协会和学会，虽然这些地方组织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但他们的努力使国人认识到不讲卫生的习惯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以养成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为耻的社会风尚。

医学成为文化批评的公共话题

1、中西与新旧

在新文化运动有关科学问题的讨论中，关于中西医学的论争最为激烈，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都加入到这一论争中，其基本观点是：西医能说清楚道理，治不好病也是科学；中医不能说清楚道理，治好了病也不是科学。这种观点至今仍然为一些人所认同。中西医问题的争论不仅涉及到两种医学体系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而且更广泛地牵涉到东西方文化传统问题，涉及不同的自然观、生命观与方法论问题。因此，中西医学的论争自一开始便从医学界扩散到整个文化界、思想界、知识界，甚至政治界。

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就对西医以科学原理为基础的诊断治疗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将创办西医教育作为洋务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李鸿章在1889年给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执事的回信中，提到“愚意，此医学当与其姊妹科学之化学，同予注重，非第须了解其如何组合，且须明了其如何分析；盖不如此，不足使其于诊断病症及准备医疗上，臻于更大之精确性也。……盖此种由于永注于科学原理以行诊断之美满收获，即足以保证其补救在解剖学及化学纯理论研究之不足，而其结果，将使智识由黑暗为炳耀，天津医学馆即一光辉之例，因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也。”[31]

在晚清官吏和士大夫阶层中，提倡西医批评中医的事态已初见端倪。吴汝纶（字挚甫，1840～1903）认为：“今西医盛行，理精凿而法简捷，自非劳瘵痼疾，决无延久不瘥之事。而朋友间至今仍多坚信中国含混医术，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宁为中医所误，不肯一试西医，殊可悼叹。”[32]他还指出：“平日灼知中医之不足恃，自灵枢、素问而已然，至铜人图，则尤不足据，本草论药，又皆不知而强言。不如西医考核脏腑血脉的有据，推论并形，绝无影响之谈。其药品，又多化学家所定，百用百效。”[33]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医道》中说：“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事实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机轮，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致坏之由。……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西医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34]由此可见，晚清部分官吏和士大夫在西医疾病观与治疗观的影响下，已开始对中医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

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中医与西医对比转化为新医学与旧医学的对比。新旧之区别则赋予了明显的价值判断。不过，最初“新医学”的提法只是指来自西方新的医学知识与技术，并没有“旧医学”的提法。例如，1910年，丁福保举办的新医学函授讲习社，招收研究“新医学”的社员九十多人，大多为开业的中医，函授课程包括解剖、生理、卫生学、传染病检验、西药实验及家庭侍疾法等，旨在推动中西医的汇通。[35]1912年之后，受到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令”将中医排除大学教育之影响，“新医学”获得了政府的认可，而中医则被认为是“旧医学”，应逐渐淘汰。

1916年伍连德读了“高等文官考试”命令之后，发现考试的“所有问题均为欧美各邦医学课程不可缺少之要点，举凡中国旧日种种腐败医道，悉在摒弃之列。足徵政府已了然旧医之不适用于今日，有意维新也。夫我国医业不振，退落列强之下，历年民生死于非命，时罹痛苦者，恒沙难数，深堪惋惜。溯自世界三十载以来，新医蒸蒸日上，新学时有发明。独惜我文物之邦，犹未沾此利益。”[36]由此，伍连德期望北洋政府大力推动“新医学”的发展，以改变“各国常谓我为发生瘟疫之祖国”的状况。

蔡元培在为《医学丛书》写的序言中指出：“自欧化输入，吾国始有所谓新医学。新医学者，以最新之科学为根据者也。其言生理也，根据于解剖、组织等学，非吾铜人图之粗疏而讹谬也。其言病理也，根据于种姓之遗传，微生物之研究，各种仪器之测候，非若望问闻切之粗略，阴阳五行之说之惝恍也。其用药物也，率皆撷其菁英以应用，其对证之一点，非若旧方之杂投、生药、互相克制，以病者之肠胃为战场也。故新医学兴，而旧医学不得不衰歇。”不过，蔡元培同时也认为若将“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提出“集数千年经验之成绩，以供新学家之参考而研究，其有裨益于医学前途，必非浅鲜，盖可知矣。”[37]

西医与中医的称谓是依医学知识来源不同而划定的，并不蕴含价值的判断，而“新医”与“旧医”的称谓本身便负载有价值判断，“新医”与“新学”相呼应，是科学的与进步的，而“旧医”自然便成为了不科学的、落后的。这种价值判断不久便直接转变为政治行动。从1917年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进入教育体系，到1929年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不仅导致“新医”的倡导者与中医的维护者之间激烈的论争，并由此引发全国性中医的抗争浪潮。中西医新问题由学术问题和文化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2、科学与非科学

民国以后，西医获得了医学的主导地位，民国政府采用西方的医疗卫生体制建构起新的国家卫生体系。“五四”前后的文化氛围导致主流知识界极力提倡新医学的发展，他们认为医学没有中西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之区别。从孙中山、汪精卫等政界人物及胡适、梁启超、严复等学界领袖的言论中都体现，从而影响到民众对中西医学的重新认识。

辛亥革命后到新文化运动，随着大批留学知识分子的归国，倡导西学，鼓吹科学与民主，科学文化构成了近代文化的主旋律。胡适在1923年的人生观大论战时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38]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成为当时学界批判传统文化的有力武器。严复在所译的《穆勒名学》的评注中说：“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干支之所支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39]

对比西医的科学实证方法，近代学者认为中医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疾病认识与解释体系是不科学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的大本营……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界，此种观念之产物。”[40]他还比较了中西医生的教育，认为：“西人医学，设为特科，选中学生之高材者学焉。中国医生乃强半以学帖括不成者为之，其技之孰良，无待问矣！汉志方伎犹自列为一略，后世废弃，良足噗也！”[41]因此呼吁医学必须改良，西法必须引进。

胡适在为《人与医学》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受敬的人的生命。古人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其实是，凡是人都不可不知道医学的常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读这样的一部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药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到了危机的时候，我们也许勉强去进一个新式医院；然而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42]由此可见，主流知识界寄希望于通过西医改善国人的医疗保健，用西医改造中医。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科学”在中国逐渐被赋予了“合理”、“正确”的涵义，甚至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实，科学也只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正确的知识，任何最先进的科学都存在着一定的或潜在的“错误”。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中医药的科学性问题，然而，争论双方却是在没有取得“什么是科学、具备什么条件的知识体系才能构成为科学”等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口水大战，难以得出有益的结论。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即使认识到了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也具有实践性、可验证性，但不能完全按现代科学的术语表述，以及由于科技手段的局限，一些认识和解释暂时无法被现代科技所实证，因此，很容易就会被认为是不符合科学标准，并被指责为“伪科学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东西。

中医药的科学性问题及相关争论，实际上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医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仅仅局限在中医药范围来讨论是难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医药，要从对科学概念的认识观念上来一场革命，搞清楚中医药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中医药科学问题的百年之争。

卫生运动：从社会改良到国家治理

卡罗尔在论及科学、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形成时指出：“从实践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形成时期，是一个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科学与国家网络：科学与统治实践之间非均匀连接的密集网络。”[43]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公共卫生、人口普查、出生于死亡登记等是国家与科学网络三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国家凭借对公共卫生监督与管理，来达到控制与消除病因、保障民众健康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国家对整个社会群体的有效监控。不过，政府也清楚地看到仅仅监督是不够的，还需依靠社会动员，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卫生促进的活动中来。正如伍连德所指出：“人民之习惯依然最关紧要之吸水亦不知择洁，随地乱吐痰涎，居处闭塞，尘秽不除，碍人身体康强，传染病因之绵延不绝。”[44]因此社会应积极办理卫生公益活动，开展卫生宣传与普及运动。

1、卫生运动的兴起

卫生运动（sanitary movement）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艺复兴之后，城市化、商业化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凸显，如大量垃圾、污物需要处置；不洁饮水、逼仄居舍导致传染病蔓延。在细菌病原理论出现之前，风土（endemic）与瘴气（miasma）致病的观念导致城市管理者针对患病个体和周遭环境采取控制措施，诸如隔离病人、清扫垃圾以及提供洁净的饮水等。19世纪末，公共卫生和传染病预防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得到广泛地宣传。清末新政中已有关于城市卫生的制度安排。以病原微生物理论为基础的传染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的观念，逐渐改变了传统的风土（endemic）与瘴气（miasma）致病的观念，隔离、检疫、消毒、灭菌、讲究环境卫生等概念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卫生运动作为社会微观治理的有效措施，将规训、监管个人的身体与公共利益联接起来，成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

卫生运动既有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所主办的，也有由社会团体所发起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1915年成立的中华医学会，其宗旨之一就是“促进我医学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唤起民众对于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兴趣。”[45]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知识的传播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五项议题之一。颜福庆会长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了中国医生在推进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方面所面临的艰巨任务。[46]伍连德医师发表了“如何导致健康的生活”的大会演讲，出席会议的医生还就“预防医学”、“中国现代卫生学的基础建立”，“自从1911年革命以来在汉口对卫生改革的若干尝试”以及“家庭卫生”等问题发表了演讲。会议期间，还组织了一系列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知识的公开展览，每天有数百人参观。根据颜福庆的建议，中华医学会设立了卫生教育组，与博医会和青年会合作在全国共同推进卫生宣传和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的卫生意识，普及疾病预防知识成为近代医学家的一项重要工作。

卫生运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卫生运动”，例如，1920年代，上海和北京的卫生行政部门都举办“卫生运动周”，主要活动包括：讲座、展览、卫生考试等，有时还举办卫生游行。例如，1923－1931年，沪西公社、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等社会团体先后举办了5次卫生运动，每次1－4天不等，用图片展览、电影等方式宣传预防疾病、育婴、扑灭蚊蝇等卫生知识。

1935年，中国防痨协会主办劝止随地吐痰运动大会，组织演讲，放映《痨病自述》等卫生影片，并分学生日、工友日、商民日、团体日进行防痨宣传和劝阻随地吐痰。另一类是在某种传染病可能爆发前举行的预防活动。例如，1925年，安徽芜湖在天花开始流行时，该市开展了大规模的牛痘接种运动，在一周内接种了5000人次。北平市卫生运动始于1929年由卫生局举办的首届“清洁运动大会”，事先由卫生局会同公安局、筹备自治办事处组织卫生清洁卫生运动大会。内容有化装表演、卫生展览、卫生戏剧、电影等。1933年，厦门为了防止当地鼠疫的爆发，卫生促进会主办了声势浩大的“捕鼠运动”。卫生运动的开展，让社会公众了解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公众的卫生意识，也为其他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铺平了道路。

2、现代医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大多关注新文化运动对思想、制度的影响，而对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观念、行为与生活，则研究不多。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运动，从根本上说除了实现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以外，并没有真正触动普通民众自在自发的传统生存模式。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对依旧封闭在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广大民众，并没有引发生存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真正改变。[47,48]

的确，民众日常生活及其生存模式的变化并非如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论争那样具有标识性。但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只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没有真正触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却失之偏颇。尽管很难找到衡量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人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计量指标，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新文化运动中不仅人文知识分子，而且科学界、医学界通过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努力改变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健康与疾病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新文化运动倡导新的卫生观念通过报纸、杂志、卫生宣传画、幻灯以及各种卫生运动，持续地、潜移默化地塑形了民众的健康观、疾病观、卫生观、清洁观，并改变着日常行为方法，如饭前便后洗手、不随地吐痰。1932年，《家庭周刊》刊载了一个卫生规则检测表，共列出32条卫生规则，每条都标有分值。读者可自我测试自己的生活是否合乎之，若分值达到75分算及格，85分，为体格健康，90分为优秀。[49]在医学界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卫生知识的普及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一些大中城市，人们的卫生观念逐渐开始转变，以致于民国中期以后，“卫生”一词成为街市上招揽生意的一块颇为吸引人的招牌。“于售卖清凉饮料者，每署曰卫生冰激凌、卫生酸梅汤；于售卖滋养食料者，每署曰卫生豆精、卫生牛乳。此外浴室理发馆以及其他商店之以卫生二字命名者，亦所在多有。”[50]卫生成为近代社会转变的标志之一。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其核心是启蒙。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政治启蒙，而对科学启蒙的社会文化价值则评述不多，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文化，同样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社会、文化、政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尤其是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观念与实践不仅是科学文化重要内容，也是向大众普及科学文化，联接国家、社会与个体的最佳结合点，展示了科学文化的实用价值与世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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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pixabay.com

本文为作者2017年在北大纪念会上的发言，后在澳门理工大学学报发表，“赛先生”经授权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