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在“学术伦理”与“人情世故”之间摇摆，并最终在自己都没见过的课题中“挂了名”，成了课题组里的隐形人。

作者 | 曾鸣

北京一所知名院校的青年学者齐晖最近有些烦恼。

他接到了博士班同学晓梅的电话，请他在自己将要申报的课题里“挂个名”。

晓梅博士毕业以后去了一所普通院校，她所在的学院最近启动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申报准备工作，填写课题组成员时，晓梅想到了齐晖，希望这位昔日的老同学能为她“撑撑门面”。

齐晖有点为难。

他想立刻答应下来，因为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他给不少课题“撑过门面”，以至于因为“限项”（有些课题要求学者限参两项）而错过了自己所喜欢的课题。然而直至一些课题结项，他也没有见过那些自己“撑过门面”的课题一面，一些同学只是用他的单位和名头报了课题，然而课题的开展与结项，则似乎与他没什么关系了。

“我变成了课题组里的隐形人”，齐晖自嘲地说。

而更让齐晖尴尬的是，由于经常忘记自己参与了哪项课题，他在报项目时需要首先“百度”和“知网”一下，查清楚自己究竟参与了哪些课题。而“百度”和“知网”查不到的那些，则被他彻底遗忘了。一年前，他无聊时百度自己的名字，才发现自己参与了硕士同班同学申报的一项市厅级课题，而身在课题组的他却不知道这项课题早已结项。

齐晖想拒绝晓梅。

他觉得在课题组里当一个位置重要的隐形人十分无聊，而且，求他“挂名”的人越来越多，他也有点疲惫了。只是他仍然有些抹不开面子，毕业几年的时间，他很快成为这所知名院校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声名鹊起，而他的那位去了普通院校的同学，却至今都没评上副教授，至于学术则更加默默无闻。齐晖担心，拒绝这位老同学，会让她产生“混好了，看不起人”的感觉。更何况，这位同学还几次邀请他来学校讲学，虽然齐晖都因应付各种会务而未能成行，但是他总感觉“老同学的这份惦念之情”还是应该回报的。

想到这里，齐晖犹豫不决起来。

和齐晖同样犹豫不决的，还有来自上海、江苏、广东等几所知名院校的几位青年学者，他们都在“学术伦理”与“人情世故”之间摇摆，并最终成了一些研究课题的隐形人。

只是他们有的隐形得浅些，有的隐形得深些。

隐形浅点的，一般对自己挂名的课题有基本的了解，每年会以讲座的形式和课题组的老师同学见一面；而隐形深的，则一直不知道课题组的其他成员是谁，更有甚者（或者有相当数量的“甚者”）不知道自己参与的课题叫什么名字。课题组的成员只在课题申报书上见过这些学者的大名，他们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于其精神和肉身，则是隐形的。

然而，在一些课题申报者看来，只要一个显在的符号就够了，因为符号背后的名校名导及其勾连的肉身和精神，都会在课题申报的时候变成隐形的翅膀甚至钢铁之翼，助课题申报者一臂之力。

尽管重点课题的评审大多都是双盲的，即评审专家既不知道课题申报者是谁，也不知道课题组的成员是谁，但这丝毫不能影响一些课题申报者争取“隐形学者”的热情。他们相信这些出身名门的隐形人能够提升学术团队的档次，丰富课题的前期研究成果，并且在项目书的前期成果中提供一些关于研究团队的“蛛丝马迹”。况且还有一些学者发表外文论文，会让课题显得更具国际范。更为实际一点的好处是，团队有了一两个名校名导，会让自己写本子时变的更加“自信一点”。

尽管参加过“评标”的知名学者都强调“本子（项目内容本身）比名头更重要”，但是在其他老师绞尽脑汁装点课题门面的背景下，一些本不需要名校名导参与的课题申报者也变的焦虑起来。因为在申报课题的江湖中还有另外一种“传言”：项目要给那些最适合做这个项目的团队去做，而最适合做这个项目的团队则可简单置换成名校中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知名学者。

于是申报课题时，一些名校名导成为一些普通院校老师所争抢的对象，课题组的竞争也因此变成了朋友圈的竞争，围绕师门、派系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成为申报课题的核心力量，而这里面不乏一些被借调来“撑门面”的“隐形人”。

只是对于晓梅来说，申报课题时找个人来“撑门面”还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因为在一些普通院校，一些层级较低的课题申报是要限制数量的，一个课题要想顺利申报，必须首先通过学院这一关。而在课题组成员里，如果没有一两个知名院校的学者参与，则显得非常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一些学院领导担心这样的课题即使通过了学院审核到了学校层面，也往往因为团队“太土”而很难过关。一位学院副院长坦言：在本子同等优秀的情况下，我还是感觉，谁的课题组更加“星光灿烂”，谁中标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些。

当然，一些大学教师也认识到，找人“撑门面”也不能太浮夸，报一个低级别项目非得硬拉几个北大清华的教授也总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其中的尺度还得仔细拿捏。

只是寻找课题组的隐形人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一些毕业于非知名院校，导师名头不够响，师门人丁不够旺，毕业后又没去重点高校的大学老师想找一些名校名导挂名并非易事。课题组的朋友圈生产了一条完整的鄙视链，那些单打独斗，混了几年也没有一个名校“亲戚”的大学老师成了这个鄙视链的最底层。他们要么投奔名门攻读博士后，要么去海外访学寻找“洋教授”，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课题组的朋友圈变得更高大上一点。

如此这般操作还不能找到撑门面的隐形人的大学老师，就只能“同事之间互相挂名”了。此时，课题挂名变成了一些大学老师之间相互馈赠的“礼物”（“礼物”一词倒很像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你申报课题时挂我一个，我申报课题再回赠一个，成了学者之间心照不宣却又独一无二的交往方式。课题的严肃性在学者们的“人情世故”之间遭到了无声的消解。在一些访谈对象那里，申报课题时挂满教研室的所有同事也并非奇闻。

不只是青年学者，在一些知名学者那里，关于课题组里隐形人的叙事也时有耳闻。郭于华教授曾指出，“学术研究不是带兵打仗，不需要什么领军人物”。但是在申报课题的江湖里，似乎就在进行一场“建制化、集团化”的战争。一些学院领导和知名学者为了报重大项目，动用各种关系在全世界配给资源。一些欧美名校名头大的学者也成为课题组争抢的对象。只是有些学者真正参与到课题的运作之中且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些则只是借此由头来这里挣点讲课费而已，或许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只是笔者的访谈资料并未显示。

为申报一项课题在全球范围内配给最优资源，这本是一件好事，它能够促进学术交流，帮助团队更好地完成课题，服务社会，创造价值。只是有些时候，这些课题组的“知名成员”并不参与课题，他们“隐形”了。

而更让我们担心的是，一些汇集了知名隐形人的学术“老司机”们申请的重要课题在立项之后，最终落到了一群“乳臭未干”的博士生手里。

希望一些课题组不要把课题申报变成一场秀朋友圈的游戏。

注：本文访谈对象分别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济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衡水学院、重庆大学、渤海大学等十六所院校的十八位大学老师和博士生，文中齐晖和晓梅均为化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学术志”公众号（ID：xueshuzhi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