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编制，非升即走，青年科学家该何去何从？
大学聘任制在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在中国一些大学也已经有效实施。但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这里刊发一篇文章，不代表编辑部意见而是百家争鸣。
撰文 | 孔煜也
编辑 | 张欢 金庄维
近日，119名武汉大学教师在进入学校三年后迎来了“3+3”聘用制下的第一个考核期，结果仅有4人通过考核进入编制，淘汰率高达97%。一时间，高校青年教师纷纷感叹自己不过是个“临时工”，失业命运近在眼前。
事实上，大学教职的“铁饭碗”越来越难捧住的现象在中国高校中已经非常普遍了。十多年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率先引入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track）。简单来说，终身教职制度“进来时不给编制，六年后非升即走”，要求高校教师进入大学后需要经过一段考核期，如果能通过考核才可以获得终身教职。如果没有通过，则必须准备离开，寻找下家。
终身教职：学术自由还是稳定工作？
追根溯源，终身教职制度是美国19世纪劳工斗争的成果，教师们希望能通过终身教职保护自己的学术自由。大学教授美国联合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1940年发表《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评审制度的原则》，明确了终身教职制度的原则是保护大学教师在研究、写作、发表和授课过程中不受行政机构审查的学术自由。自此，该制度逐渐奠定了在美国高校中的主流地位。
近几年，北大、清华及国内很多顶尖高校都陆续引入这终身教职制度，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策略，目标是逐渐推广“全员聘用制”，彻底改革学校用人制度。这在各大高校已经不是新鲜事，武大这次考核之所以一石激起千层浪，是因为考核的超高淘汰率出乎“青椒”们的意料。
其实，随着全球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终身教职的竞争在美国早已非常激烈，很多高校的领先院系多年才会授出一个终身教职。辛苦入“轨”的年轻研究者有很大几率在多年努力后被抛出轨道，而很多人甚至连进入考核门槛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轨”外望洋兴叹，做一个地位、收入、福利保障都低人一等的非终身讲师。据大学教授美国联合会2016年发布的报告，这类非终身教师在美国大学中占比已超过70%。
因此，国内高校稳定的编制曾经也是吸引海外人才归国的一大因素。显然，面对国内的改革，大多数青年学者并没有在观念上做好准备，默认即使国内采用了终身教职制，其考核通过率也不会像美国高校那样残酷，因而武大的高淘汰率才会引起一片哗然。
究其原因，终身教职制度的水土不服根植于中国就业制度和美国的历史差异。在美国，终身制职业极其罕见，大学里的终身教职是美国学界不懈进行劳工斗争的结果，争取的就是学者能够抵抗市场规律的挤压，在终身教职的保障下开展“低效率”的学术生产。而中国在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背景下，和其他行业的“正式工”一样，高校教师一入校就是“终身”。因此，近年来推行的终身教职制度，不仅没有保护青年教师的工作稳定性，反而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的铁饭碗，让他们直面“非升即走”的险境。
同时，中国高校实行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激活学者生命力、提高科研质量。青年学者高元将这一制度称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剑”。这把剑，既是威胁，也是动力。高元认为，新制度整体来说是件好事，“欧美这套体系运转这么多年肯定有合理性的，背后是一个教授治校、学术共同体、同行评议的系统在运转着。”
（图源：academiccoachingandwriting.org）
终身教职如何在中国落地？
新制度在各个高校的具体实践也各不相同。中科大执行的其实是“3+3+3+3”制度，博士后三年、特任副研究员三年，再到特任研究员“3+3”，让青年学者能有更多的缓冲时间和选择机会。而即便如此，在这条路上坚持下来的青年学者依然是少之又少。按照新制度的路径获得终身教职的难度可见一斑，一些青年学者在网络平台上直言，与其如此还不如出国。
在中国语境中，推行终身教职制度在市场中赋予了顶尖高校优势地位。青年学者王善钦指出，“在这场残酷游戏中，名牌大学占据绝对主导权，可以提出各种此前未被提出的要求，同时可以压低待遇，比如不给大部分新进人员编制。”那么按照这一市场逻辑，被淘汰出顶尖高校的人自然进入到较低梯队的高校，问题就可以自然解决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王善钦解释道，必须让博士毕业生的数目显著超过需求数目，才可以让各层次的高校挑选出他们满意的求职者。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在任何大学找到位置，只能结束学术生涯了”。除此之外，一名青年学者认为，学术职位现今的竞争残酷程度也和年轻人扎堆名牌大学，不愿意考虑较低梯队高校有关。曾经有一些非一线大学的老师主动找他咨询过有没有人年轻人能推荐到他们那里，但是他“问了一圈”也没有愿意去的，最后就导致“其他（一线）大学一堆年轻人排队叫唤说生活不公平”。
其实，不仅国内对终身教职制度屡发争议。在美国，围绕这一制度的辩论也是旷日持久。一些学者批评说，受到制度考核束缚的年轻学者被迫服膺于主流中庸的学术生产。有弦理论如日中天的年代，有物理学家调侃道，如果一个年轻理论物理学者不进入弦理论领域，基本就是自杀。这在中国同样适用，高校的具体制度虽然不一而足，但共同点是在考核要求中都明确规定了“量化标准”，比如在某等级的期刊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获得几个某等级项目等等。也就说，为了能拿到终身教职获得“受保护的学术自由”，博士毕业生们需要尽可能使自己“主流化”，符合高校机构的的一切要求，这听起来确实大有悖论意味。
高元也明确表示，终身教职制度整体上虽应肯定，但是将其与科研量化方法结合操作是有害的，“背后是学术共同体的不专业和学科评估的指挥棒”，梁莹事件就是此中典型。因此，他认为必须首先对学科评估体系进行改革，比如坚持反“四唯”（2018年10月23日，中国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引入代表作制度、专业评议、将教学表现纳入评估等。
科研压力之外，高校教师在大学内往往还负担着许多教学和行政事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冯象曾直言学者身上戴着重重枷锁：“许多学者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从申请课题到码字数发表，苦苦寻求那官学体制的认可、给分、报账、奖励，哪一样不是在往脖子上套枷锁？”学术评价体系未经改革的前提下，这种现象在终身教职制度中必然会愈演愈烈，“梁莹”们只会屡禁不绝，因为学者达不到这套标准的后果不再只是评不上职称，而是要丢了饭碗。
诚如高元所说，国内推行终身教职制度本身的动机是好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对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正向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在就业市场中沦为“弱势”求职者的博士毕业生们，向新制度发出了高声质疑——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仍旧回到我们学习的原型美国来看，对终身教职制度的主流批评其实并不是认为年轻人受到损害，而是认为这种制度制约了学术界的创新和发展，浪费了学术经费。因此有很强的声音在呼吁取消终身教职制。事实上，美国的终身教职比例已从1975年的45%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30%左右。美国大多数学术生产者早已处于强流动、低保障的状态。
我们的未来也是将学者都抛入无保障的市场当中吗？这显然不可行，学术长周期的知识生产规律与市场追求效率的规律是必然相悖的。美国的经验并不是我们的万灵药。
如何结合国外经验，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应国内具体情况、有利于学术繁荣的本土方案，仍旧是我们需要长期辩论和探索的重大问题。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高元为化名）
*文中数据来源于大学教授美国联合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发表的报告Higher Education at a Crossroads: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Profession,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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