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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课题组分别在2016年中旬和2017年初组织了包括辽宁、山东、四川、湖北、浙江、广东、北京、河南、陕西在内的9个省份、18个城市的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对象为9400户家庭中的20-44岁在婚女性，其中6000户还对应调查了丈夫的生育意愿和态度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地区已育一孩的女性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平均比例仅在30%左右，其中北京、河南、陕西三个省市城市地区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占比仅为26.1%。当然，区域差异非常大，广东的二孩生育意愿最高，达到了44.4%，湖北最低，仅为16.8%。出乎意料的是，北京的二孩生育意愿不是最低的，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家庭女性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前，也有很多生育意愿调查，调查结果都一致偏低，尽管我们的调查结果高于以往的研究结果，但意愿生育二孩比例的绝对值并不高。从人口长远发展和稳定发展角度，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实现代际更替，然而，按照目前的实际情况，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的孩子数距更替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期待通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而解决的人口问题很可能难以达到理想结果。

目前，中国的家庭政策不成体系，甚至有些政策处于缺位状态，配套政策不足，很多家庭想生但不敢生。

根据我们的调查，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在调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超过70%有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一半以上的人报告如果再生一个孩子父母可以帮忙照料。

实际上，也有学者从理论角度解释生育意愿低、生育水平低的现象 。澳大利亚学者 Peter McDonald 提出性别平等理论，在该理论中，他认为生育率的下降是跟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相关的。McDonald将性别平等分为两个部门的性别平等：一是家庭导向型的性别平等，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状况；二是个体导向型部门的性别平等，即家庭外部市场部门中的性别不平等（见下图）。

随着社会发展，外部市场机构性别平等程度快速提高，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与男性同等竞争；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并未适应外部市场这种性别角色的快速变化，导致家庭内部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演变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内”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孩子数减少。于是，低生育率就出现了。

图片来源：McDonald P.2000.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6(3):427-439.

低生育率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 (package) ”，这些附加条件包括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在日本、韩国甚至出现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婚姻的现象（欲知详情，欢迎阅读：《韩国的年轻人放弃恋爱了…》）。

在我们一系列的生育意愿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以下一些因素具有促进二孩生育的作用：

上面提到经济压力和照料限制是阻碍因素，那么反过来，收入提高和可获得父母的照料支持则是生育二孩的促进因素。收入越高的家庭、有父母帮助照顾孩子的家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还有一个经常被讨论的因素，就是性别偏好。虽然男孩偏好已大大减弱，目前主流的性别偏好已经成为儿女双全偏好，但性别偏好本身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尽管以往国外的生育研究发现，当夫妻在生育想法上不一致时，比如生不生、什么时候生，夫妻更倾向于不生孩子来应对夫妻不一致的局面。但最近的研究发现，性别偏好上的不一致并不会降低夫妻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只要夫妻双方有一方有性别偏好，夫妻就更可能生育二孩。Qian & Jin 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中探讨女性生育自主权时也考虑到了性别偏好的作用，她们发现，对于家中丈夫更有实权的夫妻来说，来自丈夫在性别偏好上的压力会提高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欲知详情，欢迎阅读夫人往期文章：《“善爸”甘休，“欲爸”不能？而还是带的爸爸进化论》），即使女性的理想子女数就是一个孩子。

可能受数据限制，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因素是代际影响。我们发现，在21世纪的今天，父母／公婆“想抱孙子”的心理仍然在显著影响着夫妻小家庭的生育决策。父母在生育数量和性别上的偏好都显著地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计划。父母想要2个或更多孙子会显著提高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如果第一个孩子不符合父母预期，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

那么，是不是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父母的影响就减弱了呢？毕竟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父辈的权威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在今年发表的一篇研究中呈现了详细的结果，父母所表达的性别偏好在收入水平不同的家庭确实不同，父母的影响不是在收入低的家庭更大，反而是在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发挥了更强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的影响是持续、普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也再次突出了家庭经济水平的作用，当家庭摆脱了经济水平限制时，更有可能实现父母的偏好。

生育虽说是家庭的私事，但也是社会大事，政府有责任提供和创造一种友好的生育环境。生不生是家庭或个体的事儿，但客观条件带来的对生育的限制需要国家和政府来帮助克服和应对。最后简要地总结几点政策倡议：

◇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基础、以社会为补充的0-3岁婴幼儿公共托幼体系，帮助家庭解决照料难题。

◇ 建立一套系统的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家庭福利水平。通过生育补贴、税收优惠、儿童津贴、家庭补贴、住房保障等形式，减轻家庭生养子女的经济压力。

◇ 家庭政策应纳入性别平等视角，公共部门应创造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政策环境。应该通过政策促进男性分担家务，特别是积极参与孩子的生育和养育过程，比如建立配套的男性陪产假、育儿假制度；提倡家庭内部平等分工，逐步改变传统“女主内”的文化。

◇ 设立常设机构，统筹家庭政策。实现管理模式的创新，应设立统筹家庭政策专门机构，整合卫生、计生、教育、民政、税收等部门的职能和资源，将家庭福利政策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