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婴儿是历史趋势还是偶然事件?-深度-知识分子

基因编辑婴儿是历史趋势还是偶然事件?

2018/12/01
导读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戒慎恐惧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发生,绝不应该是在损害某些人、造福另一些人的前提下开展的,更何况盲目开展的结果很可能是损害了人类整体。

撰文 | 邓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编辑 | 程莉


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成功诞生了一对经过了基因编辑的双胞胎婴儿,引爆全球舆论,同时也触发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弹。对此行为如何评价、后续如何处置,已经有许多意见(例如“知识分子”和“赛先生”的系列报道),本文不做过多讨论。但围绕这一事件产生的许多不同观点,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贺建奎事件的第四种声音

如果我们只从技术角度思考,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其实早已“水到”,只不过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其“渠成”。从发明CRISPR技术到2015年中山大学成功在人类胚胎上实现基因编辑(之后胚胎被废弃),科学界业已清楚,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基因编辑、并产生携带这样基因的个体,是技术上基本可行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实现CRISPR技术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和技术难度并不大,任何一个有一定经验的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都可以在数十万元的成本之内实现这一技术。低难度,低成本,同时又有潜在的高回报(出名和利益),即使没有贺建奎的工作,很有可能也会有其他人在最近做成这件事,甚至可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只不过是秘密地。如果在此之前,科学界尚没有强烈的危机感的话,那么现在应当真正提高警惕了。


讨论在人体上实现基因编辑、并使这种编辑可传递给后代,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

(1)可以做,并且当前存在的风险值得一冒;

(2)不可以做,但在当前的风险解决或者清楚之后可以再讨论(实际上,这种观点基本上是倾向于最终可以做的);

(3)不可以做,即使解决了技术风险也不能允许。


这三种观点都有支撑自己的理由,其分歧主要在于不同观察者对这一问题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的认知不同。在事实层面上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技术风险;在价值层面上看,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存在着操作层面上的医学伦理问题,其结果还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伦理问题。


对上面两个层次的态度不同,就会导致不同人的观点差异。认为风险不足虑、伦理不足畏,则持第一种观点;重视技术风险,但不太关心伦理、或者认为伦理问题会变化,则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基因编辑自身的伦理问题不可克服,则持第三种观点。从理性讨论的角度上说,上述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术界持后二者居多,但也有一些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例如贺建奎的潜在合作者们。在任何形式的实践开始之前,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充分讨论,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


但除了上述三种观点之外,目前的舆论场中还存在另一类观点,并且在一般公众乃至非专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很是流行。它们把实现对人类可育后代的基因编辑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贺建奎创造基因编辑婴儿的案例推崇到引发技术革命乃至“精神原子弹”(例如:赵南元,2018)的地位,认为应当予以鼓励和继续发展,而人们对旧时代旧伦理的维护将在时代车轮之下被毫不客气地摧毁。


果真如此吗?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底是什么?

人类演化和文明进程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这其中有坦途,有革命,有停滞,也有倒退。不同的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曾经提出过无数种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描述和预测,它们有的被证明是错的,有的尚未实现,有的目前还在被人们思考。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来不是由哪一个个人所代表的,更不是由哪一个个人所命名的。“时势造英雄”,英雄是顺应时势的人。


人们津津乐道的科学技术史故事是,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代表的技术革命冲破了旧时代生产力的束缚,哥白尼、达尔文、普朗克打破了保守势力和陈旧观念对科学理论的限制。但这种叙事并不意味着一切冲破现有束缚和限制的行动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看到反叛和破局就去点赞,这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革命来自反叛,但违规不都是革命。事实上,历史发展中更大规模、更常见的情况是大量离经叛道、打破常规的事件和风潮经历大浪淘沙、最终销声匿迹,被原有的伦理和规则纠错。魏晋名士服用五石散,以为可以身轻得道;二十世纪初的猩猩血清抗衰老疗法,一度名噪一时;迷幻药LSD至今仍有不少拥趸为之摇旗呐喊……历史的试错比试对多得多。


那么,什么样的事件不是试错、而是真正的“革命”呢?从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共同特点总是从科学共同体扩散到公众的,知识界首先完成范式革命和转移,之后才是公众接受和广泛传播。换句话说,成功的科技革命的确要经历打破常规的过程,但是是通过内行点赞、外行反对的方式把常规打破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不是与开普勒、第谷争论,而是与教会抗辩;支持达尔文的是赫胥黎与华莱士,反对达尔文的是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不一而足。反之,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科技革命是内行反对、而外行点赞的。须知,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问题上,专家的判断力可以说总是高于非专业人士的。那种认为“外行比内行看得清”的观点,无非是“高贵者最愚蠢”的反智主义当代翻版。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科技革命真的发生,一般也都在发生的当代也经过了长期的周密分析和判断,在合乎时代背景的伦理范畴中实现了革命性变化,而不是像“革命”这个名词所暗示的那样饱蘸血与火。人们爱举蒸汽机代替人力机械、铁路代替马路、计算机代替算盘来说明新时代的技术对旧时代生产方式的冲击,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技术进步始终在当时代的道德、法律和伦理范畴之内活动,同时并未真正导致当时代不能承受的经济社会危机。蒸汽机、铁路、计算机取代了人力机械、马车夫、算盘手之后,这些工种消失了,但背后的劳动力却被转移出来从事新的、更有效率的工作,这恰恰是其解放意义的体现。家庭作坊的纺织女工擦干眼泪之后,第二天是去工厂报名应聘,而不是呆在家里接着哭泣。那些造成了巨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创新事件,也都得到了后来的积极纠正。航海大发现带来了欧洲经济的繁荣,也造成了殖民主义和黑奴贸易。这一历史事实是对当代人正视科技危险后果的警示,而不是值得未来效法的先例。


因此,那些高喊着“历史的车轮就要碾过来啦”的科技革命“预言家”们,往往不能够正确认识到他们所关注的事件在历史中所处的真实地位。对一个未经事实和实践充分检验的可能试错大加鼓吹,可能会以极小的概率押中宝,但至少靠这种鼓吹丝毫不能增加其成功的渺小可能性。


面对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我们是否应当欢欣鼓舞?

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观点了。那种“科技发展总是给人类整体带来福祉”的观点,往往隐含着一个令人胆寒的假设:不能接受这种福祉的人类都被淘汰了。诚然,物种进化中存在着淘汰和筛选,某种程度上还是十分“残酷”的,但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应当主动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答案业已被二十世纪的事实证明为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革命的发生,绝不应该是在损害某些人、造福另一些人的前提下开展的,更何况盲目开展的结果很可能是损害了人类整体。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是在规避了种种风险之后才被人类踏足的,那种看到太阳升起就欢欣鼓舞的想法,未免是没有读过《摩诃婆罗多》和《创世记》(注一)的后果。


科技革命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多个方面。从技术的角度看,可能有以下三个层次的风险:

(1)技术本身的已知和未知问题,造成现实的伤害或错误;

(2)技术被错误利用、被无限放大,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

(3)技术和科学观念的发展对原有伦理、社会结构的冲击,造成社会混乱或其它后果。


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则兼而有之。对于第一类风险,科学界论之甚详,主要包括:现有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系统存在的脱靶等问题可能导致漏改、误改、错改基因片段;即使编辑技术足够精确,我们尚未完全了解人类基因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以及各个基因所扮演的全部角色,仓促编辑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不可控的变化;即使上述二者都不存在,对天然物种基因库的干扰仍然可能存在,也会造成未知风险;等等。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在天然情况下便已经存在,例如人类基因有1.2×10-8每代每碱基的天然突变速率(Scally, et al., 2012)。但基因编辑技术是定向(相对天然)地改变人类基因组,本身是有目的的,即使不谈目的是否正确,至少应当在技术上保证目的准确达到,而现在尚不能做到。况且,艾滋病的亲子阻断技术已经很成熟,进行基因编辑本来并不必要。这类“增强功能”型的基因编辑实践本身就会引发人们对其是否会破坏平等与公平的担忧。


第二类风险和第三类风险过去主要是生物伦理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但贺建奎的工作无疑让科学工作者也对这些问题增加了思考。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的诞生,是一场瞒天过海之计。生命科学界应当警醒,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有着较为全面的法制建设和较为正常的学术共同体的国家,如此重大的实验居然可以躲过来自高校、医院伦理委员会、地方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学术共同体内部等诸多视线的观察,公开完成,并且几乎没有花费过多的成本(据贺建奎在香港的报告,每个胎儿花费是28万)。如果这样的技术应用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国家或组织(例如恐怖组织或极端种族主义者)那里,改造的基因是更加不可控制的基因,贺建奎的行动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它们在现实性上是完全可行的。这并不是滑坡谬误,而是实打实的可见危险。


历史发展中真正的风险:无视风险

基因编辑技术对社会伦理的冲击,不仅仅是医学技术上的伦理问题。后者已经有很多分析(邱仁宗,2016),例如如何对胚胎进行基因操作、编辑之后的责任如何认定、胎儿出生后的医疗责任和社会问题如何应付等。这些固然是重要的伦理问题,也是基因编辑技术的诸多困境之中值得考虑的,但它们还都限于技术层面,容易被“技术发展会解决这些伦理问题”的回应化解。基因编辑带来的深层伦理问题如何认识人的主体性,也即福山所谓的“后人类时代”(福山,2017)的问题。由于现代生物学向人们揭示了一幅以基因为人类个体本质的画卷,对基因进行编辑便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主观操作。这种操作是否意味着个体的自主性受到了威胁,是否意味着人类已经“僭越”到自然界之上,是否意味着未来判断自主性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关联(例如亲子关系)会发生彻底改变,都是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在生命伦理学界,对于是否应当解禁生殖系的人类基因编辑以及相关的伦理问题已经有了很多讨论(王翠平,2018),并且不乏学者(陶应时等,2018;田野等,2018)提出化解困境的方案、为推动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技术张本。应当认识到,风险本身是一个事实判断,是有和无的问题。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风险有还是无,是一个可以判断真假的命题。当然脱离了历史时空没有抽象的伦理,因此伦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也并不刻意要维护什么旧伦理。但必须牢记的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不能以某些我们现阶段不能承受的成本为代价。例如,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或淘汰为代价。这其实是历史发展中真正最大的风险:无视风险。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述,基因编辑相关伦理当前面临的状况是非常紧急的。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直接把问题抛到了台面上,已经容不得我们再做慢条斯理的伦理学讨论了。生物学家和生命伦理学者正在行动起来,思考自身的伦理建设和规范教育,以提供这一领域更加明确的学术规范共识和准入制度。在此之外,高等教育机关、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当完善相关的监督审查机制,特别是对于有资本流入和利益输送的研究项目更要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早产的婴儿”说明了科学共同体对此类高风险事件缺乏明确的预判和应对,其实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在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早期就为人们敲响警钟,提醒研究者尽早探索相关风险的应对策略,同时思考如何防止技术扩散和被滥用


勿用科幻指导现实

当下还有一部分紧迫的任务是需要加强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对于大部分非专业人士来说,这一公共事件强烈冲击了他们对基因编辑的认知,此时科学共同体必须及时发出理性的声音,使得公众尽快明白基因编辑技术当前面临的风险和困境,并与社会一道探索其中伦理问题的化解。我们注意到,在贺建奎的背后有着多重势力参加到整个研究进程中,例如一些商业资本和政治诉求,这些都是来自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力量。他们之所以牵涉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拜之前对基因编辑的错误理解所赐。这种风险将来还会不断产生,并且可能越演愈烈。


迷信科学的能力、以致于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与怀疑科学的可靠、以致于排斥现代科技,是一体双面的迷思,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缺乏科学应有的理性与怀疑精神的社会大众中是广泛存在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群众心理诉求更加剧了这两种倾向。这或许是为什么在中国诞生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的某种背景因素吧。


在讨论此问题的大众语境中,刘慈欣的《天使时代》(注二)影响很大,但如果从基因编辑技术的角度审视,这个故事的假设还有可商榷之处。掌握了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家们要想解决粮食和生存问题,首选的方案应该是改造作物与土壤,而不是改造人类。前者基本上不会有伦理问题,而后者确实存在困难和冲突。放着现实可行、风险很小的道路不走,一定要在条件和时机都未成熟的情况下冲破现实伦理束缚,这不是时代先锋,只是莽夫之勇,甚至可能是野心与阴谋在背后作祟。当然,《天使时代》这只是一部小说而已,而那些拿着小说当现实、指导现实的言行,就更加显得荒谬了。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戒慎恐惧,这不是懦夫的胆怯,而是智者的谦卑。科学共同体要思考自身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同时更要引导大众的思考和行动,后者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显得更加重要。只有我们真正认清了风险,才能在荆棘丛生的莽原上开辟出未来发展的大道,而不是一头扎进未知的深渊。


注一:《摩诃婆罗多》中有诗句“这是一枚弹丸,却拥有整个宇宙的威力。一股赤热的烟雾与火焰明亮如一千个太阳,缓缓升起,光彩夺目”,描述大战场景;

《圣经•创世记》19:24-25:“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注二:《天使时代》的大体情节是非洲某国为解决粮食和生存问题,对人体进行了基因改造,结果遭到联合国的人道打击,但依靠同时进化出的翅膀而战胜了“侵略” 。


致谢:刘晴、白赟昊和刘欣宇对本文草稿的讨论很有启发意义,此致谢意。


参考资料

[1] A. Scally, R. Durbin, Revising the human mutation rat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evolution.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2012, 13, pp.745-753

[2] 弗朗西斯•福山.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未来. 黄立志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3] 邱仁宗. 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伦理学的视角. 医学与哲学(A), 2016, 37(07): 1-7

陶应时, 罗成翼. 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伦理悖论及其化解之道.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02): 85-91

[4] 田野, 刘霞. 基因编辑的良法善治:在谦抑与开放之间.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04): 106-115.

[5] 王翠平. 人胚胎基因编辑治疗的伦理分析——以CRISPR/Cas9技术为例.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11): 105-112

[6] 赵南元. 露露和娜娜的伦理爆破. 载 微信公众号“马前卒工作室”. 2018年11月27日.  https://mp.weixin.qq.com/s/P6P8LkO15do_spfvDgtU_g


文章头图及封面图片来源:scopeblog.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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