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兼职教授William Hurlbut

采访 整理 | 邓子卿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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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Hurlbut和此次事件的核心人物贺建奎有比较多的学术交流。在采访中，Hurlbut称贺人不错，谈吐风趣。实际上，四周前，贺建奎还前往斯坦福拜访Hurlbut，讨论了项目相关的问题。虽然贺建奎没有直接说他在做胚胎的基因编辑，但是Hurlbut从交流的细节能猜到他在做胚胎相关的研究。Hurlbut表达了自己对此的担忧并警告贺相关的后果。

Hurlbut告诉《知识分子》，他能感觉到贺建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争议的，但是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可以为这个突破而承担相应的批评。领域内已经有一些利用基因编辑治疗单基因疾病的应用，所以贺想更近一步，成为第一个做非治愈疾病类的应用的人。Hurlbut也指出，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多潜在风险的，很多问题没解决，他并不认同贺的所作所为。

另外，Hurlbut认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伦理问题应该是基因编辑过的胚胎，而不是其他问题。他认为，公众对基因编辑靶点（CCR5）的安全性的讨论和批评当然是合理的，但可能不是问题的重点。让这个事情变得戏剧性的，不是贺建奎选择的基因编辑靶点是不是合理和安全，而是通过基因编辑的胚胎发育成了生命这件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过人工改造遗传信息（且是可遗传的改变）的婴儿。这将引发巨大的伦理问题，还待学术界和社会去讨论。

Hurlbut最后表示，人类基因组编辑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他也在和领域内的专家（比如Jennifer Doudna）做相关工作。他对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应用仍然乐观，因为现在仍有不可治愈的单基因疾病有赖于基因编辑技术来解决。这或许是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现阶段更好的出口。

《知识分子》：贺的事情对这个会议有影响吗？

Hurlbut：肯定的，感觉这个气氛笼罩着整个会议；大家对伦理问题变得更严肃了。不过这件事情发生后，产生的一个好的结果是，大家对伦理将更加重视。

《知识分子》: 贺发出声明之后你有联系他吗？

Hurlbut: 我们一直有邮件联系，但昨天（新闻）之后就没联系了；一个月前还在斯坦福见了他。

《知识分子》: 贺在和你的讨论中有提到他在做胚胎的基因编辑吗？

Hurlbut：他从没直接说他在做胚胎的基因编辑，不过从一些细节能看得出他在做胚胎相关的实验，而且我对此很担忧，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已经有些学者在做治疗基因疾病为目的基因编辑，贺可能想更进一步（做非基因疾病）。

《知识分子》: 您对他选择CCR5怎么看？因为孩子父亲是HIV阳性，母亲是阴性，其实有其他医疗技术可以替代基因编辑。

Hurlbut：其实不只是基因编辑（的风险），因为贺用了IVF（体外受精） , 这个技术本身也有很多风险。

《知识分子》：您对贺的选择基因编辑不是用于治病而是，选择增加“有益”功能，您怎么看？

Hurlbut：已经有挺多人评论过了。贺的工作甚至不是治疗任何疾病。这些评判都是合理的。但这可能不是问题的重点。让这个事情变得戏剧性的，不是他选择的靶点是不是合理和安全，而是基因编辑的胚胎发育成了生命这个事；历史上第一次，人类对基因进行改动之后的生命诞生了，而且这个改变的基因可以遗传下去。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知识分子》: 你和贺的交往挺多，作为一个朋友，这件事发生后，如果需要你给他提些建议，你会说什么？

Hurlbut：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化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帮他。我曾经警告过他，这会有很多麻烦。但是他觉得他是为了人类的需要（for human need），他愿意接受相应的批评。

《知识分子》: 你是说他知道会受到批评，但还是准备接受批评（也做这件事）？

Hurlbut: 我当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好了？这个可能也没办法准备吧。

Hurlbut结语：人类基因组编辑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我也在和Jennifer Doudna合作做相关工作。还有很多单基因疾病仍然没有治愈方法，所以人类基因组编辑会有有技术应用的压力；基因编辑技术当然也会面临来自社会的伦理的压力，但是科技总是会慢慢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