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鹏

中国是原料生产大国，国外生产的这些药，很多原料是从中国进口的。但中国药品研发整体比较弱，有一点很关键，一般创新产品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再去占领海外市场，很少有一个国家的产品在本国卖得不好却能在外国市场卖得很好。但中国国产药要占领本土市场是很难的，从市场环境上看这对我们创新不利。

杨大俊

从整个生态系统来讲，中国现在的创新技术跟国外距离越来越小。中国的科研机构包括清华、北大实验室的研发能力，每年发的文章或专利申请量，越来越接近美国。但是为什么并没有最后的产出呢？因为生物医药产品不是今天做一个研究或者设计一个软件，明天就可以上市场。医药产品的研发周期很长，平均要15-20年。同时我们的大学，缺乏美国大学科学、灵活、市场适应性强的技术转移机制，造成研究成果技术转移和转化研究的滞后。

这里还有一个监管的问题。在中国，就整个注册法规对创新药的影响来说，至少从时间成本上来看，这个过程可能占一半甚至更多。如果监管上不提高、不改善，我们还会继续落后，一定要意识到整个监管系统、研发系统、医保系统的重要性，这些系统也必须跟时间赛跑。我们做原创的时间周期很长、风险很大，最近也有引进国外临床阶段或者是批准上市的药物。不一定非要等专利过期，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方式把临床做到一期、二期的药引进，这样中国研发可以跟国外同步，这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中国也需要商业模式上的创新。

鲁白

原创药专利过期以后，可以做成化学分子式一模一样的药，即仿制药。药物成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药的有效成分，还有一部分叫制剂，帮助药物消化传输到靶点。如果一个药吃进肠道，不消化马上排泄掉，尽管里面分子式一模一样，这个药是没用的；如果消化吸收了，但它在血液里面存在时间非常短，几分钟没了，药也是没用的；如果药能够消化吸收，在血液也有足够的强度，但到了靶点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分解掉了没有起到作用，这种药物同样是无效的。

朱恒鹏

关于仿制药，在中国，有的药企是可以达到仿制药的技术，但是很多企业不愿意生产高质量的药，因为高质量并不代表高利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朱恒鹏

专利是保护创新还是抑制创新是存在争议的。印度靠强仿，但强仿是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如果像印度那样强仿，对中国来说，是对创新的抑制还是发展？加拿大没有医药企业，不搞创新，没有研发成本，药品生产成本是很低，可以以1/3在美国的价格买到同一个美国药品。大家可能感觉加拿大的医保很到位，但是站在美国的角度，为什么美国议会禁止医保和药企谈判？所以，对中国来说，学印度学加拿大还是学美国？要不要研发？要不要做创新大国？如果中国不做医药创新，那是不是也可以不做软件创新、芯片创新？答案很难给出。

陆勇

我是慢粒白血病患者，2008年生病以后我吃了两年诺华的格列卫。我们家以前是中产阶级，医药费加上治疗费、配对费用，每年需要35万。35万在2004年的无锡是什么概念？差不多买一套房子，我两年吃掉了70万（两套房子），压力很大。我的父亲2005年时退休还不到一年，就是为了帮我多挣点药钱，出差路上车祸去世了，到现在我父亲去世一直是我心头的痛，如果我没有生病我父亲可能还健康地活着，享受晚年生活。

我从患者角度看专利药的问题，我认为要尊重专利也要尊重生命。如果不尊重专利，医药公司会没有太多兴趣进行研发，对后面的患者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专利药讲究商业回报，怎么解决药价昂贵跟患者求生之间的问题？怎么调和患者和药企之间的矛盾？患者跟专业药企之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专业药企需要高额回报，患者需要吃得上自己承担得起的救命药。

我认为，有几种解决办法，首先是专利药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像印度一样由政府实行强仿，也就是强制许可。2001年的《多哈宣言》（《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里规定只要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是有这个权利的，这也是对知识产权的一个补充。

第二，加强仿制药的生产和管理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国内医保仿制药上市后，价格下来，解决了药的问题。比如格列卫2.4万，仿制之后是价格是4000元，进入医保后1000多元就可以拿到了。

第三，患者可以海外自购，只要是患者自己用的合理数量的购买都是合法的。2014年12月份也出了司法解释，朋友或亲属帮买也是可以的，但有一定数量限制。

第四，政府还是需要把更多种药物列入医保范围之内，这样更多患者能吃得起药。

第五，除了国家的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商业保险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重疾保险，如果生病，一次性赔付很多钱。我2001年时买了2000元的重疾保险，最后生病赔付6.8万，当时只能买三盒格列卫。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多买点保险，这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第六，社会公益。比如《我不是药神》片方给了我两千万，我把它成立一个公益基金，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

杨大俊

首先中国财政的医保支出实际很大，约2万亿，对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成本，但为什么没有用到刀刃上面？原因有政策落后、时间落后，还有分配问题。2万亿里面，比如像一般的生理盐水、葡萄糖和otc类药物（over the counter drugs）, 也就是非常安全，不需要医生处方，又非常常用的药，比如说阿司匹林这类药在美国是医生绝对不会开，医保也不会保的药，老百姓都自己到药店里面去买，但这些都在我们的医保里面。所以，实际上这2万亿没有好好地花，大部分用在了普通的药里面。医保是基本的保障，葡萄糖也好，日常用的低价普药也好，是不是应该放入医保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的医保用药目录调整周期较长，结果把10元、100元的普通药放到医保里，反而2万、3万救命的药进不了医保，这是需要改革的地方。

政府的支出只是补充，真正解决所有人使用创新药要靠商业医保。我从保险公司了解到，中国人买财产保险很积极，此外，由于政府强制要求车辆保险，中国的商业保险大部分是车保。但要民众选商业健康保险，第一，没有强制，第二，没有鼓励，第三，大部分人觉得自己不会得病，但是等他真正得病需要保险时为时已晚。

朱恒鹏

纳入医保的肿瘤药真正受益的是中产阶级，因为穷人还是买不起。事实上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如果需要，就算这个药不纳入医保，他们也会花钱买。所以现在是给中产阶级省钱，但是夺去的是低收入阶层救命的钱。针对这个问题，医保政策是可以差异化的，政府可以面向穷人医疗救助，针对穷人的医保甚至可以全部报销。而中产阶级则可以靠社会医保，商保可以满足差异化需求，这是差别对待的转换版。

顾晋

很多民众对进口药有一个误区，认为没有某种药的话病人就不能活下去。由于职业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进口的分子靶向药物，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新进口的药物的效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有些进口的分子靶向药物进入到医保之后确实能救很多人，但医保也是有限的。最近有一些医生提出来，是不是所有的靶向或进口的专利药物都应该进入医保？首先，医保本身承担压力过大；其次，医保中高额的药物占比例太大，反而会影响百姓用药的公平。再打个比方，对于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可能会遇到某种新药，它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临床实验结果，可以延长患者三个月的生命。但是三个月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那么花去一生的积蓄维持这三个月到底值不值？作为医生我建议，民众对某些药物，比如只能延长很短时间的药物，应该理性选择。对于不可替代的救命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支持，让这些病人能够从中获益。

陆勇

当时我吃格列卫，一个月2.4万，格列卫在美国价格2100美金，韩国9000多元，中国是所有国家中最贵的。国家能不能做一些工作，去解决定价的问题。

顾晋

国家八部委联合在跟外企谈判，谈判目的之一就是降价。

朱恒鹏

如果政府和药企谈判的话，首先要考虑它纳不纳入医保。即便三万元钱的药谈到六千，砍价率已经很高，但纳入医保还是会占很大份额，因此很多医生会反对这些药纳入医保。当然站在病人的角度，肯定会有人希望这个药加入医保。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支出总价不变的情况下，怎么去权衡采购的种类。此外，砍价还要考虑如何保护创新的问题。

鲁白

不能简单交给政府，也不能简单交给老百姓，希望大家都能积极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来，议政、提建议，每个老百姓，医院也好、病人也好，从我做起，从现在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