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的“特殊使命”（二）：冯·卡门的中国弟子
►李佩在纽约 李佩家人提供
撰文 | 王丹红（《知识分子》专栏作者）
责编 | 李晓明
● ● ●
目 录
第四章： 1940年代 冯·卡门的中国弟子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的统一战线
第六章： 钱学森教授
第七章：1950年 美国麦卡锡主义
第八章： 钱学森事件
第九章 ：中国学者的斗争
第十章： 日内瓦会议
第四章
1940年代 冯·卡门的中国弟子
那是在1947年春天，我和老郭（郭永怀）认识不久，一天，他告诉我，“我有两个最好的朋友到康奈尔大学来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要请他们到家吃饭，我买了一只鸡，你帮我把鸡汤炖好”，两人进来后我一看，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林家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两人。
——李佩
►1947年2月3日 冯·卡门 、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等，在美国 Langley航空实验室门前合影
1947年2月，李佩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她曾告诉我初识郭永怀的情形。“那时刚到康奈尔大学不久，我去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会上一位华裔学者做航空科学方面的报告，原来他是我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听说过的学长郭永怀。”
李佩说，郭永怀影响了她的一生：“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认识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像我们这些（人）对国家来说都没有那么大的用场，应该还是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对国家是最有贡献的，这是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从此，李佩将以前并不看重的父亲的科学实业与教育救国的理想，与自己的革命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革命事业的新起点。通过郭永怀，李佩真正认识到郭永怀、钱学森等人的工作对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在后来争取他们以及更多中国科学家回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1948年2月，李佩和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结婚。她也结识了郭永怀的三位好朋友：钱学森、林家翘和钱伟长。
钱学森、林家翘、郭永怀、钱伟长，是力学大师冯·卡门先生的四大中国弟子，赫赫有名。在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完成了从大学到博士的学业，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成为国际力学和航空学前沿领域最耀眼的新星，并受到祖国的召唤。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6日，民国政府任命尚在美国的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将胡适任北大校长称为中国大学新纪元。从1945年9月19至10月8日，饶毓泰连续致函胡适，提出发展北大理科和工科的计划，并商议延揽人才，其中就包括钱学森、郭永怀和林家翘。
但是，三人未选择北京大学。1946年1月2日，饶铳泰致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
“转来钱学森先生的信早收到，后又接郭永怀兄来函说，钱先生一二年内不能归国，故此时不肯立即负起责任来。弟对于此事虽甚失望，然以郭永怀、 林家翘诸君都望钱先生出来领导，钱如不加入北大，他们也就不肯加入。故仍望钱肯然以郭永怀、林家翘诸君都望钱先生来领导。”
1945年9月，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晋升为副教授；同年，林家翘成为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助理教授，郭永怀刚获得博士学位；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为名向冯·卡门告假回国。
1946年9月，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他和郭永怀开车从西到东，横跨美国，到康奈尔大学，当时，他们的同门师兄、冯·卡门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位博士生William Sears，正在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经冯·卡门和钱学森推荐，Sears聘请郭永怀为助理教授。
从1946年9月到1956年8月，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在康奈尔大学整整十年的时间，是郭永怀学术生命的黄金岁月。
1947年6月，钱学森回国探亲。9月，他和音乐家蒋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蒋英于当年12月到美国，钱学森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是一台德国制造黑色大三角钢琴，从美国到中国，这架钢琴伴随了蒋英一生。
据钱伟长《八十自述》记载，回国探亲期间，钱学森在北平见到了钱伟长，当他了解到作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任教授的钱伟长一个月的薪水还不够买两个新的暖水瓶、生活困难时，他建议钱伟长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所工作，携全家定居美国。然而，钱伟长在在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若中美交战，你是否忠于美国？”一栏填写了“No”，因此未去美国。
1948年10月，钱学森和蒋英的儿子钱永刚出生。郭永怀在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的共同的朋友——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院长William Rees Sears教授，当大家为孩子的出生高兴之时，出现了一个有关“永刚”的一个笑话。
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Stories From A 20TH-Century Life》（P72-73）中，Sears写道：“我请郭永怀解释“永刚”的含义，郭永怀在解释这个名字时突然意识到：“永”字辈意味着钱学森的儿子与钱学森的好朋友是同一辈的，这是不礼貌的。”Sears说：“最终澄清的事是：孩子是名字是远在上海的祖父起的，而这位祖父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美国有一位“永”字辈的亲密朋友。”这表明，李佩在1948年时，已经知道钱学森的父亲住在上海，母亲已去世。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李佩关心国内时事，她曾说：“1948年，我在美国《纽约华侨日报》上，看到‘活捉大战犯康泽’的消息时，感到这是由于他坚持反动立场的结果。”1945年李佩前往欧洲参加世界劳工大会时，康泽是国民政府官方的最高代表，当时和邓发、李佩在巴黎一起吃饭，还发生过政治争论。北平解放时，李佩还曾从美国打电话给在香港的朱学范，鼓励他为新政府工作。
李佩在康奈尔期间常去纽约，与在联合国工作的龚普生、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陈秀瑛时有交往。1948年，当龚普生受组织安排回国之际，她约李佩一道走，李佩说：“我已经是结婚成家的人，不能说走就走。”
龚普生1948年离开美国，经香港回国，从香港乘船出发时，她与作家杜宣假扮夫妻，先到大连，最后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担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先后乘国民政府派遣的飞机离开北平到南京，并辗转到美国。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李佩随即以探亲名义回国，从美国经香港，后乘船从天津上岸回到北京。
尽管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留学人员回到中国是完全自由的。李佩1949年初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的郭永怀，并没有与她同行。这说明郭永怀的确是在受到钱学森回国的影响之后，才决定回国。他很可能并不知道妻子回国的真实使命，以为她回国只是为了探望父母，而且这一去就是一年多。
第五章
1949年 香港的统一战线
从1948年至1949年间，香港成为进入解放区最大的转运站。当时滞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有三百多人。其中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陈嘉庚等。为了使这些重量级人物安全到达解放区，周恩来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地下组织提前几个月就疏通好香港到解放区的航线。他们租用了外国轮船，每批都派专人护送，这是一次绝密行动......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2008年5月出版）
►1945年11月，法国巴黎。李佩（左一）、音乐家李惠年（汪德昭夫人，右二）、画家潘玉良（右三）等参加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时合影。
1946年10月，受中央指示，龚澎、乔冠华、夏衍、陈家康等，从上海撤退到香港。
临别时，周恩来对他们说，这次你们南下香港，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实力，一方面是要充分利用香港这个中间地带的特殊条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香港，除了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外，龚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向海外发行的英文周刊《中国文摘》；乔冠华负责筹备成立新华社香港分社并成为第一任社长。1947年5月6日，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分局，直接接受中央领导。
1949年初，当计苏华和李佩相继抵达香港时，龚澎和乔冠华也在香港，一场新的统一战线任务开始布署和执行。
在1949年4月至5月间，在收到曹日昌来信之前，葛庭燧还收到清华大学物理学家钱三强的来信。
1949年4月20日，钱三强和刘宁一等正在布拉格分会场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在这一天致信美国的葛庭燧：
庭燧兄：
北平解放后，曾得一信，知道今夏要回来，高兴的要命，老人家更是高兴。……
新政权比较从前的好得多。想到我们十三四年前曾经共同奋斗所想达到的目标，现在来了。只要我们个人人生观仍旧，一切都觉得很自然。……中国现在就希望非个人主义者来为大众服务。在制度上有许多要改的，比如美国之不许夫妇共同作事，解放区相反地，特别为夫妇工作找方便。关于全盘科学建设，很需要新起的科学工作者来共同筹划，因此老兄回来是最好没有。现在南京上海已下，今年想怕广东都有希望了。所以全国建设立即要开始，请有志者共同来参加这伟大工作。……
匆祝研安。大姐好。
弟 三强上 四月二十日
►1941年7月，葛庭燧与何怡贞在上海结婚时的合影。
同为物理学家的葛庭燧和钱三强是连襟关系，葛庭燧夫人何怡贞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是亲姐妹。何怡贞（1910年－2007年7月31日）1937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她和葛庭燧1941年在上海结婚后共赴美国。钱三强和何泽慧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班同学，1946年4月，两人在法国结婚。
►钱三强与何泽慧
在给葛庭燧写信七天后，1949年4月27日，钱三强再次致信美国《留美学生通讯》编辑，谈到新政府对留美学生的政策：
“今天收到你寄到巴黎转来的信（四月十六日）。我们没有得到法国外交部无条件之签证，故在布拉格开了很热狂的，以中国为主的和平大会。正好南京在这几天打下，使得我们一群人民的代表也增加了不少的光辉。……以后我们要以建设来充实这个血肉换来的荣誉。因为实在忙，所以写不出报告。只好先回答你所提的几个留美同学所关心的问题。这些答案，是先问过中共朋友的。
一、中共并无一特别对留美学生的政策。凡是本身有用的人才，不是自私自利者，都欢迎回国，参加建设工作。但并不像从前，只认头衔不认本领及工作经验。所以留学投机者，可以不必打算从前那样的得到社会上的推崇。相反的，凡是真埋头苦干，不骄不躁的专家都受到尊重。更谈不到有什么对美国留学生特别实施的政治训练。主要应该想到自己是人民中享受过特别待遇的人。现在既然学有所成，应该从“为人民服务”着想。现在解放后的城市，并无任何特别政治训练，只有自动的学习及看有关书报。请留美同学不要以为回国后，应该受一次类似他们某一时期出国的“特别训练……”
这封信发表在1949年5月14日在纽约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
►1947年11月20日，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长女在巴黎出生；1948年2月的一天，经约定，钱三强在巴黎卢森堡公园会见了欧洲中国工作组党组书记刘宁一，交谈了准备回国的情况，刘赞成钱三强回国后到北方工作的想法，介绍了国内形势，认为不久国内形势将会发生大变化。图为钱三强全家1948年4月底启程回国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合影。
1948年5月2日，钱三强和何泽慧带着半岁的长女，从法国启程回国，6月10日抵达上海，8月，钱三强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泽慧受聘于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
问题是，为什么在回国后10个月后，1949年4月，钱三强才写信邀请葛庭燧回国？并同时致信美国的《留美学生通讯》编辑，回答留美同学所关心的几个问题，且明确说明，这些答案是问过中共朋友的。
此时，李佩和计苏华是桥梁。
在幼年和青年时代，李佩家和钱三强家是邻居，同住在北京皇城内。1945年9月，28岁的李佩作为中国劳工协会代表，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遇见了在法国留学的钱三强。
1949年3月，在回国旅程中，李佩和计苏华殊途同归，通过组织安排，钱三强致信葛庭燧，与此同时，在香港的曹日昌通过葛庭燧致信钱学森，邀请他回国。
《钱三强年谱》（P68）记载：1949年3月22日，周恩来在西柏坡签发了“关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中国科学技术界团体及人员的意见”的电报，邀请团休中，同意增加中国科学者协会。丁瓒、钱三强、卢于道、袁翰青均可去。曾昭抡已电香港邀请，尚未得复......”
根据目前资料查证，北平和平解放后，第一班从香港北上的轮船是在1949年3月19日。化学家曾昭抡1949年初在香港滞留，他在给美国的学生王瑞駪的信中写道：“三月十九日离开香港，乘船来天津，于二十七日到达。北大上课如常，希望不久可以上课......”
李佩的弟弟李佩璋记得：1949年4月初，在北平东华门翠华饭店，朱学范请李佩吃饭，李佩珊、袁永厚和李佩璋作陪。
由此推测，李佩应该是和曾昭伦同船或在同一时期从香港经天津抵达北平。李佩当时是过家门而不入。
在李佩从香港北上之时，1949年4月，汪德昭和家人经组织安排，从上海抵达香港，在香港结识了龚澎、乔冠华等共产党人，之后重返法国巴黎，在法国建立了另一条统一战线。
1949年初，还有几位重要人物在香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及其妹妹韩权华和妹夫卫立煌。1948年11月28日，韩咏华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外孙，搭乘卫立煌将军的飞机从北平到广州，之后到香港。在香港，经外侄女婿汪德昭介绍，卫立煌和中共再次牵上线，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母亲韩俊华，是韩咏华和韩权华的大姐。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钱学森父亲年近70岁的钱均夫（1880-1969年）住在上海。1949年圣诞节前夕，父亲致信钱学森，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神勇之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入城后，不打扰市民，夜宿街头……信末尾嘱咐他，接到信后应及早回国故里，将特殊才能贡献给人民、国家。
1949年9月，经朱学范推荐，李佩上了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李佩的这一经历，记录于她的正式档案之中，并且作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是她后来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依据。她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的同期同学有沈从文和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等，此时两人都在应组织要求，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劝胡适回国。
►1955年，顾维钧、胡适在纽约。
李佩的这段经历，在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带着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中，得到印证。这封信刊发在1950年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朱光亚在信中写道：
“中国需要社会建设的干部，中国需要了解中国实情的社会学家。回国之后，有的是学习机会。不少回国的同学，自动地去华北大学学习三个月，再出来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情况，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参加实际的工作，多一天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现在祖国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们不能彷徨了！”
朱光亚当时显然是受到组织的安排和获得了组织提供的信息的。而李佩的同志和上级，已经在新中国的政府中出任要职——1949年10月19日，朱学范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部长；1949年12月26日，龚澎出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乔冠华任外交部亚洲亚洲司代理司长、龚普生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
北京解放初期，周恩来在协和医院礼堂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讲话时谈道：“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1950年2月，李佩从华北革命大学政治学院毕业，经组织安排，由专人护送从香港回到美国。
当李佩回美国时，她应该想到了自己所承担任务的艰巨和危险，离开北京前夕，32岁的她向弟弟李佩璋交代如有不测为自己写传记的事。
第六章
钱 学 森 教 授
“给他当太太很不容易，那时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大教授，天天要换洗衣服，我若给他的衬衣有一点没烫平整他都要批评我”。
——蒋英
►1949年夏，钱学森、蒋英在康奈尔大学 郭永怀摄
在2002年出版的《钱学森——人民科学家》书中，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写道：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国中区负责人葛庭燧（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
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信中周培源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告诉他们北京西郊解放时的良好境况，这更增加了钱学森回国的信心。”
1949年10月以后，钱学森收到多封父亲来信，催促他回国。钱学森曾与加州理工学院院长Lee DuBridge谈到在事业、家庭与对父亲孝心的矛盾处境，也谈到父亲是否是受到当局压力给他写信。他曾想将父亲从大陆接到香港，但没有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在收到葛庭燧的五月来信之后，钱学森并没有回复。
这一时期，出于种种原因，钱学森当时并没有回国的打算。华裔作家张纯如在钱学森传《蚕丝》中记载：1949年5月，38岁的钱学森递交了美国公民申请书，而且，他的事业和家庭正在迈向新起点。（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to become a U.S. citizen (no. 329866 at U.S. District Court in Boston), April 5, 1949, national Archives, New England Regional Branch.）
1948年10月，在儿子出生的同时，钱学森收到了“丹尼-佛罗伦萨古根汉姆基金会”（The 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 以下简称古根汉姆基金会）为他提供了两个职位。
自1924年成立以来，古根汉姆基金会一直支持航空领域的研究，创立了古根汉姆航空工程学校等。1948年，基金会决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两个新的喷气推进研究中心（Jet Propulsion Research JPR），两个新研究中心均邀请钱学森出任主任。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Lee DuBridge向钱学森提供了优异条件：每年上万美元的薪水、支持年轻科学家和研究助理的额外研究经费、喷气实验室Robert Goddard讲座教授职位......。在钱学森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后，1948年10月，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批准这一任命。钱学森开始为1949年夏天到加州履新作准备。
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到葛庭燧信后不到一个月，1949年6月，钱学森将家搬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城市帕撒蒂娜（Pasadena），他在大学附近租了一幢带大草坪的房子，这个舒适的家也成为朋友们聚会的场所，他在大学的声望如日中天，堪比冯·卡门。这年，他写出第一篇论述核动力火箭的论文，1949年底，蒋英怀了女儿永真，他开始申请为军方从事保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老朋友William Sears在康奈尔大学从事航空学研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黑寡妇”飞机就是他设计的，但他未曾申请也未曾拥有过为军方从事保密工作的安全许可证。他在自传中写道，当时他问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安全执照从事保密研究？钱学森回答说：“如果没有安全许可，我不可能履行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汉姆教授的职责。”Sears认为钱学森有夸张之嫌，但明白后来美国取消钱学森安全许可证事件“伤害了他的骄傲”。
郑哲敏1948年考取美国扶轮社奖学金，到加州理工学院留学，钱学森1949年夏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后，他和另一名中国学生罗时钧（1923—）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生。另外一位中国学生虽然不是钱学森的学生，但他几乎每周末都到钱学森家，他就是1947年赴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电机系研究生的罗沛霖（1913—2011）。
1989年9月1日，76岁的罗沛霖在北京家中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自己是在1947年受中国共产党指示和资助考取了自费留美生，钱学森推荐他到加州理学院。两人关系很好，均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钱学森比他高一届。
然而，作为多年的老朋友，郑哲敏却一直不知道罗沛霖当年的党员身份。2010年11月16日，86岁的郑哲敏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接受熊卫民采访时说：
“到CIT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霈霖一屋。罗霈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霈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CIT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CIT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然而一年后，1950年6月，钱学森的事业和生活突然受到暴风骤雨般打击。
（未完待续）
制版编辑：邓志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