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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崔    凯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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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是文明起源的立足点和根基所在，是人类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开端。在农耕文明时代，以耕牛为主体的畜力是耕作播种的主要动力来源，以至牛耕成为传统农业的标志。牛，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是积极正面的，勤恳、坚忍、友善等词汇，都被我们毫不吝啬地用在这种家畜身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中国人似乎从骨子里就有一种对牛的偏爱之情。在《牛郎织女》的故事中，男耕女织成为幸福生活的模版，而牵牛星化身的老牛更是被赋予了灵性。

其实，牛马等大牲畜被人类驯化以后，早期主要用于提供肉食，后来才逐渐有了军事、交通和农业用途。在南方稻作区，活跃着普通水牛的身影；在高原，人类驯化了牦牛；中国独有的家牛品种——黄牛，更为大家熟悉。考古证据表明，家牛的驯化最早始于距今一万年前的西亚地区。当时，人类已经进入农业社会，靠人力进行锄耕终究捉襟见肘，逐渐发展的农业需求迫切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役畜。广泛分布在亚洲大陆的原牛随即被驯化，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家牛。和历史上许多外来畜禽一样，家牛也可能沿着西亚—哈萨克斯坦—中国西北—中原的传播线路，进入东方文明。

1999年3月16日发行《汉画像石》特种邮票（牛耕）

如果说兵器是战争的象征，那么犁铧就是和平的象征，解甲归田、铸剑为犁向来是人们向往和平的一种愿望。“犁”是个象形字，就是除用牛拉动犁杖翻耕土地。犁的发展经历了由“木犁→石犁→青铜犁→铁犁”的过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出现，破土、翻土性能大大提高，种植进入精耕细作的时代，这给农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粮食是历代中央王朝重要的战略物资和经济保障，耕地面积和谷物产量大幅增长，奠定了中国的汉唐盛世。铁犁牛耕还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用畜力代替人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阶层逐渐出现，奴隶社会的井田制也在战乱中土崩瓦解，延续2000年的封建历程也就此开启。从某种意义上说，牛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媲美后来的蒸汽机和互联网。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土地为何要进行翻耕？人坐久了，要站起来舒缓一下筋骨，所以学校里会安排学生在课间做广播体操。同样的道理，土壤经过一年四季的沉积，也会变得板结。在播种之前，需要进行疏松，这将利于吸纳水分，便于谷物根系伸展，还能够抑制病、虫、杂草的生长繁育，最终提高谷物的产量。

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拉犁的效率也需要不断提升，后世最常见的“二牛抬杠法”也应运而生。耕作时，两牛相距约2-3米，中间横抬一木杠，以确保两只牛的步调一致。杠后接续犁杖。一人坐于“杠”上，脚踏辕犁，控制犁铧入土深浅，一人在后扶持犁把，一人在前牵牛。这种“二牛三人”的组合沉稳有力，拖上犁铧可以犁地，拖上石碾子就可以碾谷脱粒，拖上大车就可以运输谷物，大大提高农耕效率。

“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农耕时期，牛和马是稀缺的劳作主力，其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芯片。牛马保护制度也载入了历代王朝的法律体系之中。甭管大牛小牛，一概不准宰杀，只有在自然死亡后，才能拿来食用。明清时期规定：私杀自己的耕牛，杖一百；如果杀害别人的耕牛，流放三千里之外。汉代规定：只要杀牛，就是死罪。秦国的商鞅变法更为严厉：盗马者死，盗牛者加。说白了，别说宰杀牛马，就是偷牛盗马，你就别想活啦！

在中华农耕文明中，牛是一号演员，马则是2号演员，驴能排在第3号。在动物分类学上，牛属于偶蹄目，马属于奇蹄目。牛有力量，吃苦耐劳。马有速度，一日千里。牛起源于西亚，马则起源于北美。两兄弟本来“风马牛不相及”，却在农耕文明中不期而遇。早在原始时代，人类的动物信仰和图腾信仰中就包括了牛和马。在中国文化里，牛和马同属十二生肖，同时也是很重要的姓氏。在家畜中，马的“政治地位”算是最高的。很多名马大家至今耳熟能详：项羽的乌骓马、关羽的赤兔马、唐僧的白龙马。昭陵六骏因唐太宗李世民而名垂青史。下面的成语大家更是耳熟能详：一马当先、马到成功、马首是瞻、老骥伏枥、塞翁失马。最后，再和大家简单说说驴。驴身材矮小，耕地不如牛马，但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却很是可爱。驴有点倔脾气，蒙上眼睛拉磨却是一把好手。倒骑驴的张果老，是飞升的上仙。驴和阿凡提配在一起，就代表了智慧和喜感。俗话说“驴唇不对马嘴”，但马和驴杂交能生出骡子。相较于高壮的马和矮小的驴，骡子具备了两者的优势：负荷能力强、抗病力强、寿命长。

过去，乡间土路上经常能看到牛车、马车和驴车，牲畜的脖子上挂着铃铛，一边走一边叮铃铃的响。为了驯服牲畜，人类特别发展了一套通用的口令：“驾（jiá）”是往前跑，“驭(yǔ)”是停下来，咿”（yí）是向左转，“喔”(wǎo) 是向右转，“撤”（cháo）是向后退——和汽车操控异曲同工。还真别说，很多汽车品牌也喜欢用马做名字，比如宝马（BMW）轿车、牧马人(Wrangler)和悍马(Hummer)。至今，很多地方仍习惯于把宽阔平整的道路称为“马路”，虽然行驶其上的工具变了，人们关于交通最远古的记忆仍在。17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呼啸而来，一个与马息息相关的物理单位开始被广泛使用——马力（HP）。它是horsepower 的意译，horse是马，power 是力量。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匹马的力量。一匹马如果能够以每秒钟1米的速度拖动75公斤的东西，就具有一匹马力的功率。搭载biturbo V8发动机的宝马车可以产生600马力，99式主战坦克发动机的输出功率为1200马力。

作者1999年回乡省亲，坐在马车上

牲口当然是要吃草料的。四十年前中国还没有饲料工业，牲口喂养主要就是用玉米和秸秆。草木茂盛的季节，也可以把牛马散养在田间地头，以路边的杂草为食。无论白天和黑夜、吃草和休息，马总是站着的。甚至有人据此认为马是不睡觉的。草料里的纤维素消化时间长，所含能量又低，所以养马者需在夜间给马补一次“夜宵”，俗称“马无夜草不肥。”牛和马不一样，吃东西简单粗暴，大部分未经充分咀嚼就吞咽进入胃里。吃饱以后，牛会惬意地卧倒在草甸上进行二次咀嚼消化，因此被称为反刍动物。农忙时节，牛马拉犁耕地当然又苦又累，需要往草料中加入豆粕以补充能量。在粮食紧张的岁月，首先是人要吃饱饭，牲口只能吃草，长得就很瘦弱。今天牛马也过上了好日子，体格健壮、皮毛油亮。然而有些做法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饲料厂把大量的动物副产品（骨肉、碎肉和内脏）做成肉骨粉，再添加到谷类饲料中，给牲畜补充蛋白。然而此间少数感染海绵状脑病的牛类动物也被加工成肉骨粉并通过饲料途径在牛群中传染，终于在80年代引发了大家后来谈之色变的疯牛病。

历史洪流里，人类的身份发生了多重转换，而相伴相行的牲畜们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说来农人与牛马朝夕相处，经受寒风烈日之下的劳作之苦，人畜之间会产生情感。但这不等于说牲畜过的就是好日子。古代用于祭祀的肉食动物叫“牺牲”，指马、牛、羊、鸡、犬、豕等牲畜，后世称“六畜”。战场得胜，要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在诗人眼中，“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韩愈在《马说》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真实的农耕生活中，牲口活在鞭打奴役中，主人“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跑得快时，主人快马加鞭，跑得慢时，鞭子更是劈头盖脸。遇到阴雨天，田间泥泞，庄稼人更是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牲畜。为人类辛劳一生后，贪心的主人开始觉得“老牛拉破车”走得太慢，最终“卸磨杀驴”也是常态。一言蔽之，从古至今似乎没人愿意过“当牛做马”的日子。

牛耕技术从出现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伴随着农业机械的出现，牲畜耕田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田野里没有了老牛哞哞的叫声，也没有了清脆的鞭声，也就少了很多传统劳作的韵味。今天，牛成为奶源和肉源，马主要用于比赛和观赏，而驴则开始发挥药用价值。曾经遍布村镇的兽医站在2000年后基本销声匿迹，城里的宠物医院却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对于兽医专业的莘莘学子来说，上帝在给你关上一扇门时，也为你打开了一扇窗。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和家畜有关的典故：对牛谈琴、指鹿为马、骑驴看唱本。尽管它们已经在田野中渐渐消失，但这些典故还会陪伴我们继续走下去。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就流传着《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讲述了愚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挖山不止，最终感动天帝而将山挪走的故事。在300年以前，世界上多数人都是农夫。人力和畜力终究是有限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试图以机械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但直到19世纪改良蒸汽机出现后，才使动力型农业机械的诞生成为可能。今天，人类真的已经能够搬山填海、修河建坝。

作为农业机械化的代表，拖拉机的演变史堪称动人心魄。1851年法国的阿拉巴尔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动力拖拉机，这项发明比汽车还要早，足见人们对农业机械的迫切性需要。1889年，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使用内燃机的拖拉机。在土壤潮湿松软的地带，轮胎容易陷入泥沼中，寸步难行。轮子做得再宽，与地面接触面积也远远不及“自带的路”。 1906年，霍尔特创办的拖拉机制造公司又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履带式拖拉机。有了履带，拖拉机的越野能力大大提升。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英国人沿用了拖拉机的履带，研制出了坦克。自此，横冲直撞的坦克走上历史舞台，爬陡坡、越宽壕、过田野，驰骋战场，被称为“陆战之王”。如此说来，拖拉机是大哥，坦克是二弟。

视线转回中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80多万个村庄还在以人和牛耕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国家咬紧牙关进口了2.8万台拖拉机，依然捉襟见肘。于是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拖拉机制造提上了日程。1958年，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于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诞生，取名“东方红”。东方红拖拉机在中国拖拉机发展历程中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它是国人心中农业机械化的形象代表。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当年中国机耕地70%以上的耕作，为解决吃饭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广州市甚至至今还有一条街道名为拖拉机街，得此名的原因是当年耕种务农的主要运输工具就是拖拉机。

1元面值人民币上的“东方红”拖拉机

1959年，首批国产13台东方红—54拖拉机运到了黑龙江北大荒。29岁的女拖拉机手梁军看到中国制造的拖拉机时，兴奋地跳了上去，在地里兜了一圈，英姿飒爽。在场的记者拍下了这个激动人心的画面。那时候“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正响彻大江南北，这张照片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意义。于是在1962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一元券上，就使用了梁军驾驶国产拖拉机的画面。

很有趣，习惯了千年牛耕的中国农民最初看到拖拉机在田野里耕地，给它起了个有趣的名字——“铁牛”。关于“铁牛”，还有过这样一段故事。建国以后，一生历经坎坷的库尔班老人哭着喊着要从新疆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伟大领袖毛主席。1958年，75岁的老人终于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主席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库尔班说：“为了把农田耕种得更好，要是有一台“铁牛”就好了！“很快，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台拖拉机被赠送给了库尔班居住的于田县。这段故事在2003年搬上银幕，就是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

机械插秧和收割

在手工劳作的年代，一公顷的稻田插秧需要5个人干一整天，一公顷的稻田收割则需要7个人。现在一台插秧机一天就可以完成3公顷的插秧，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4公顷水稻，功效比人工提升了几十倍。而且联合收割机开入稻田，收割和脱粒一气呵成，出来的成品就已经是一袋袋的稻谷，还节省了脱粒的繁重劳动。

近几年，农业航空发展迅猛。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开始在田野中精准地喷洒农药，替代了了过往费工费时的“背负式”喷雾器作业，而且减少了农药对农民的毒害，减少了化学农业污染。

今天，农业机械已经成为谷物生产加工不可或缺的支撑，使得更多农民可以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有了更多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才是现代化的核心。

喷施农药：人工VS无人机

当然，机械化也不是完美无缺。举个例子：秧苗如同婴儿，人手会加以呵护。但机器却不懂这些，对水稻秧苗抓取简单粗暴，容易伤根伤苗。遇到不平整的土地，也不掌握深浅，插秧质量不好。简言之，机械插秧的水稻产量比人工插秧要少10-20%，所以仍有些精打细算的农民坚持人工插秧。再比如：在收割环节，稻株有高有矮，成熟度不同，又存在倒伏，田块中还有死角。这对标准化的机械也是个挑战。另外，在快速收割的过程中，容易造成谷物掉粒，相对于“颗粒归仓”的人工收割，机械收割会多损失5%左右的稻谷。

以上和大家聊了拖拉机、插秧机、收割机和无人飞机。其实谷物机械的种类还有很多，比如播种机、喷灌机、装载机、风选机和碾米机等。到了90年代，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开始应用于作业过程的监测和控制，农业机械开始向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

今天打开手机里的电子地图，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输入目标地点，就可以获得清晰的路况信息和所需时间。你还可以很轻松地查询到周围有几台共享单车、电商采购的货品走到了哪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魅力。都说“民以食为天”，然而您若想查询以下问题：耕地土壤情况如何？谷物的种植面积是多少？生长情况如何？需要施入多少肥料？粮食产量会是多少？很难有准确的答案。

数字农业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数字农业”于1997年由美国提出，也叫作 “智慧农业“、“精准农业”和“农业大数据”。主要是借助卫星导航、无人机、物联网、大数据这些高科技手段，使生产从土地这个平面转向立体空间，让农业变得“聪明”起来。要想对土壤、气候和谷物的情况了如指掌，需要将农业生产的各环节数据化，建立起相应的量化模型，从而实现种植、管理、收获的智能化和个性化。拜耳、巴斯夫、先正达等传统农业科技公司都开始在数字农业领域进行战略布局。

数字农业系统（图片来源：搜狐网）

数据采集是数字农业的基础，这是一项工作量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借助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才能完成。

比如，通过卫星遥感技术，我们可以对某个区域进行遥感估测产量，通过搜集到植被冠层的光谱特征，分析其色素和结构信息，进而评价谷物的生长、品质和病害情况，并进行产量估测。如果能够估测出世界各个国家的粮食产量，从期货交易到粮食贸易谈判，就可以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再比如，为某个地域绘制"数字土壤图"，首先需要在地下、地表部署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采集养分、质地、含水量和谷物生长的综合信息，再通过人工智能和专家诊断系统，精准地进行土壤改良和田间管理，最终优化肥水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谷物产量和品质。

被誉为“中国农业一号卫星”的高分六号卫星拍摄的高清影像

数字化升级和去医院看病有些相似。以前种地靠经验，就像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开的药方是丹丸散膏，缺少定量的数据。今天去医院看病，主要是现代医学的模式，先要做大量的身体检查——抽血、验尿、拍片，再对照标准值（其实就是基于临床数据的常模），看看哪些指标异常，医生才能对症下药。此间，还需要根据病情的发展，不断调整和优化治疗方案。

在数字农业领域，荷兰的温室种植、以色列的节水滴灌和美国的大田种植都是值得借鉴的样本，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荷兰地处北纬49度－53度，年均温度很低，国土面积仅有4.2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200。荷兰人苦心钻研，研究出了能够控制光照、温度和湿度的温室大棚，后来又融合了二氧化碳浓度管理、标准化栽培、病虫害防治和智能化管理。通过温室技术打造可以控制气候的农场，使距离北极圈仅1600公里的荷兰成为全球第二大蔬菜出口国，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农业国际竞争力。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排名农业院校第一位的就是荷兰的瓦格宁根大学。

再说说以色列。作为世界上唯一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国家，以色列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海南省的2/3，且其中60%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沙漠，却养育着900万国民。以色列年均用水总量达20亿立方米，但自然水补给不足12亿立方米，用水缺口高达45%。然而这个世界上最贫水的国家却全面普及了最先进的智能滴灌技术。一个个如电表大小、内置电脑芯片的感应器直接架设到田头，不间断地监测土壤、作物和气候数据，再输入计算机，定时、定量、定位地把混合了肥料和农药的水精确渗入植株根部，以最少量的水养育出最好最多的谷物。

以色列的水资源利用率达85％以上，远高于中国的45%。通过把沙漠不断变成绿洲，以色列的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16万公顷扩大到目前的45万公顷，而且大幅度提高了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而且大量向国外出口，被誉为欧洲的“冬季厨房”。今天的以色列是世界高科技农业的象征，堪称荒漠中创造出的奇迹。

而美国的农业资源算得上是得天独厚：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土地平整，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机械化发展成熟，适合发展大田作物种植。美国共有近2亿公顷耕地和220万个农场，平均每个农场管理90公顷的耕地，相当于2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根据土壤和气候等要素，美国将耕地划分为几个主要的作物带，每个作物带集中种植某一种作物，比如玉米带、小麦带、棉花带，实现了专业化与规模化的很好结合。不仅可以使用效率更高的大型智能农机，还可以对谷物产量做出精准的预测。美国从90年代就开始发展精准农业，有些智能农机甚至可以和无人驾驶汽车一样，在田间实现无人驾驶、自动导航和变量作业。

美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区域分布

时至今日，农业在中国依然是“传统落后”、“粗放原始”的代名词。最近几年，数字化概念开始升温，学者们抓热点，资本跟风口，各个领域“大干快上”。汽车、航空、零售、银行、和媒体等诸多行业都在经历数字化转型，农业似乎成为数字化最滞后的领域。

最近，阿里、京东、百度、腾讯等互联网巨擘都宣布正式进军农业领域，用数字技术改变传统农业的方法。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好的数字梦想要照进粗放的农业现实，仍要翻过以下这三座大山：

第一，数据从哪里来？

这些年，关于数字农业的学术研究并不算少，也有了谷物生长模型、精准施肥模型等一批成果。然而有些研究可以作为探幽发微的科学探索，要应用到生产实践中，还真有些“好看不好用”。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生物是个很复杂的东西，真要把田间地头的事情搞清楚，比人口普查要复杂得多。谷物不是长在A4纸上，而是长在地里，要经受风霜雪雨的洗礼，数据模型需要覆盖多样的环境情况，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积累，才能掌握其“脾气秉性”。然而，很多项目的研究周期只有2-3年，如何完成十几年的信息采集？有些田间检测设备经不起风吹日晒，性能不稳定，影响检测数据的连续性和准确性。有些研究数据局限于土壤、养分和水分等环境因素，缺少谷物生长的数据，土壤重金属污染等环境数据还要顾及公众的敏感性。取样标准、数据单位也不统一，碎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数据拼图。

第二，谁来出钱？

玩数字化，要做大量的信息数据采集工作，这是需要烧钱的，而且会是个天文数字。但是粮食是很便宜的东西。种地收入微薄，农民只能关注现实的短期利益，很难考虑诗和远方。

另一方面，中国自然条件复杂，土壤类型千差万别，耕作技术要求差异很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北大荒集团等大型农场具备发展数字农业的条件，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星罗棋布，品种各异，千差万别，很难统一管理。零零散散的一亩三分地，大型农机都转不过身来，使用昂贵的智能化设备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

北大荒通用航空公司进行喷洒作业

此外，今天土地流转主要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推进，合作关系并不稳定，农场主也不敢贸然做长期投入，只能因陋就简，得过且过，过几年再说。中国还有5亿多农民生活在农村，这样大的一个群体一旦离开土地，就要面临就业、社保、养老、医疗、住房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土地流转也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区域分布

第三，人才和装备瓶颈。

育种专家袁隆平先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但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依然很少。不妨去比较一下农学、财经和IT专业大学生的毕业薪酬，一叶知秋。数字农业需要的是拥有农学和信息科学复合知识结构的人才，然而今天农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仍立足于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数字农业的实际需求存在差距。

另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内的农业装备主要以中低端整机组装为主，技术水平、操作性能、田间适应性和使用舒适度落后，在核心工艺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作业装置存在技术瓶颈，在信息系统、大数据服务、人机结合服务等方面更为欠缺。这些短板远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够补齐的。

总的来说，数字农业远看是机会，近看是鸡肋，恐怕还需要1-2代人，我们应该再多一点耐心。

最近有一首老歌《我和我的祖国》通过清华学子的“校园快闪”爆红网络，歌中唱到：“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 曾经，我们的祖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放眼未来，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城工作，仍留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大都年过半百。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小农户必将融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中国也会出现大型农场。工业化、智能化农场到来的时候，也是田园牧歌消逝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止乡村抒怀时代的渐行渐远。但是有一点亿万年后仍不会改变：人类脚下依然是厚德载物的土地，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依然是米、面、粮、油。过去的人们笃信勤劳、坚韧、不劳无获，今天的人们更关注捷径、风口、一夜暴富。希望技术进步能够让传统农业脱胎换骨，更希望4000年华夏农耕文明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能够哺育我们走向自强、生生不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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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  克，世界历史上的农业，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

4.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中国科学》，2018 年2月: 181-199

5.赵志军，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第四纪研究》2014年1月：73-82

6.一个男人在流浪，在汉代，杀牛可是要砍头的，物种日历公众号，2018.6.19

7.王传满，中国古代妇女地位的历史变迁，《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9：69-73

8.胡璇子，数字农业为作物保护提供新方案，《中国科学报》，2018年5月16日

9.周清波等，数字农业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2018年第1期：1-9.

致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崔树宽、崔树程、姜宝财、张春新、李琳一、郭世伟等师长亲友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制版编辑 | 皮皮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