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1933.03.23—)。图片来源：台湾WORD

撰文 | 玉宝

责编 | 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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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下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荣休教授、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公开讲演。津巴多以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编著的心理学教材《心理学与生活》而知名世界。演讲开始前，已经83岁高龄的他伴随音乐跳了一段舞蹈，然后开始了两个小时的讲演。津巴多从自己的童年生活开始讲起，回顾了自己的中学、大学生活，也不讳言饱受争议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并利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例子，解释他对害羞与英雄主义的研究。

津巴多在遍布贫民窟、暴力丛生的纽约布朗克斯区长大，深知贫穷对一个人的影响之深。他说， “贫穷是一种系统的恶，纽约的贫民窟对青少年成长极为不利，因为那里诱使他们作恶的环境因素太多了，毒品、卖淫、帮派、暴力、有组织犯罪、诈骗……” 小时候的他就开始思考各种问题。

“我一直想知道善与恶之间是否有固定的、不可分割的界限”。善人，就像你我一样的人，是否就轻易地变成了恶人？或者善恶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善人做了恶，然后做了恶行的人又回归善人。那么，就要问“什么是恶？”津巴多这样说。

津巴多认为，“有意使用强权就是恶”（Evil is the exercise of power to intentionally），并且恶从后果由浅入深，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伤害他人心灵，损害他人健康，杀人放火，乃至大规模种族屠杀。这当中会伴随着欺诈、腐败、逼迫、漠视、无动于衷等各种形式的人性之恶。

他进一步解释说，凡人变成恶人的原因并不复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丧失人性，缺乏责任心，不当地服从权威，群体压力，缺乏德行，匿名化/去个性化。

对于“系统性的恶”，他以中国的吸烟人口一直居高不下为例来说明。中国每年因吸烟而死亡的人口达到100万人。中国54%的男性吸烟，其中3.2亿人经常性吸烟，中国烟草产业的年产值高达6050亿元人民币。国有烟草公司的多年垄断下，禁烟运动并不能有效开展和推广。四川一家烟草公司援建的希望中学的墙壁上，居然写有这样的标语：“天才出于勤奋，烟草助你成才”。这种变相为烟草做广告的事情，在中国层出不穷。

去年10月，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有篇文章报道了中国烟民的健康状况。中国男性吸食了世界香烟总支数的1/3；而中国女性烟民人口比例不到2%，相比前几代女性，这一比例大大降低。20%的中国烟民由于健康问题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中去世，到2030年预计会有200万烟民死亡，至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00万。

人类其它系统性的恶行也是数不胜数：战争、种族屠杀、贫穷、奴役、性贩卖、由于人类行为的不节制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

现场，津巴多问了两个动人心弦的问题：

1. 如果有人唆使你电击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你会照做吗？

2. 历史上的大屠杀会不会一直发生下去？

令人悲观的是，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Yes。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2年所做的著名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就证明了情景能够引发人性当中的恶。米尔格拉姆是津巴多的高中同学，被津巴多认为“非常聪明”。

1962年，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这样的：招募两组被试者，分别扮演老师、学生。在研究者（权威扮演者）的指示下，“老师”言语上承认电击他人是错误的，但行为上依然照做——按下按钮电击了坐在电椅上的“学生”。这是首个对人性之恶进行量化（实验中以电击的电压、次数表征）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了道德推理如何在某些情景中丧失作用，而盲目服从权威就可以使人轻易作出恶行。

实验者（E）（有时会是米尔格拉姆）命令“老师”（T）为“学生”（L）给予“电击”，扮演“老师”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真的会使“学生”遭受痛苦的电击，但实际上“学生”是实验的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都真的会遭受电击，但其实并没有真的进行电击。在与参与者隔离以后，助手会设置一套录音机，而该录音机则由“老师”的“电击产生器”所操控，并会根据电击程度而播出不同预制录音。图片来源：维基中文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从15伏电击开始，其实所有其他的恶行也是由小积大、逐步变得不可控制的。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一开始只是迫使他们在胸前佩戴黄色的六角星，后来才有了集中营、劳役、饥饿、恐怖的电刑刑具、毒气室等等。

在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开展近十年之后的1971年，时任斯坦福大学心理系教授的津巴多组织了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当时他在旧金山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征集被试的广告，感兴趣的年轻男性可以应征报名。报名截止后，津巴多与助手对75个报名者进行了人格测试和面试。根据测试和面试结果选取了24名道德感强、身心健康的男性，接着随机分配了他们的角色：看守或囚犯。实验按计划开展了。到了第36小时，8612号的“囚犯”就扛不住了，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后他退出了实验。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虐囚现象，囚犯也集体对抗看守，暴力事件一天比一天多，监狱中的“暴动”一触即发。当中又有5名“囚犯”退出了实验。这项原本准备进行2周的研究，只进行到第6天就中止了。

8612的“入案照”，他是第一个精神崩溃的被试。图片来源：http://www.prisonexp.org/gallery/

这个实验的结论是：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的压力会让好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津巴多将这个实验所暴露出的人性转变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津巴多将广为人知的伊拉克Abu Ghraib虐囚事件也列为“路西法效应”的表现。2004年伊拉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狱警被爆出虐待监狱中的囚犯。有虐囚行为的狱警有男有女，留下了令人发指的低俗且毛骨悚人的照片。

调查这一事件的心理学家试图解析，这些衣冠楚楚的人或团体在那个环境中如何以及为何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津巴多认为“不受监管的权力，所行之处都是滥权”（Power without oversight is a recipe for abuse everywhere）。

美军的警卫女兵琳迪·英格兰涉嫌将战俘当成狗，手持狗链，绑着地上的一位被称作“Gus”的囚犯。

津巴多甚至还研究过“害羞”这一现象，吸引他的原因是害羞是非常普遍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美国人当中，40%的人会终身害羞，40% 的人成年后不再害羞，15%的人在特定情境中会害羞，5%的人一直都不害羞。到了2007年，害羞的比例增加了：整体上84%的美国人存在害羞现象，43%的人终身害羞，只有1%的人一直都不害羞。一直害羞的人当中又有2/3认为害羞影响了自己生活，需要克服和治疗。

为什么害羞人口不断增加呢？津巴多认为主要原因是，电子产品普及和科技进步，使得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少。人们学不到基本的人际交流能力，结果就是“糟糕的害羞”了。对前几代的人来说，害羞主要是怕别人会拒绝帮助自己，比如问路。现在的害羞主要是不想过多接触陌生人，不少年轻人喜欢宅着，活在虚拟空间中。这带来非常严重问题，问题之一是年轻人沉迷网络游戏或网上的黄赌毒。

津巴多还指出了害羞的“解决之道”，比如：男性监护人要加强对孩子的督导；电子产品禁止带入青少年的卧房；家人要增加与孩子的共处时间并限制手机的使用；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和灵活性；最后不要忘了，还要激励他们做日常生活中的小英雄。

那么，又是什么促使经常为害羞所困的凡人做出英雄举动呢：勇气？意志？激情？同情心？道德感？津巴多认为现在还不太清楚，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太少了。

“那么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一定是超人、蝙蝠侠、钢铁侠、女战神吗？不，他们都没有脑子！”，津巴多说道，“他们只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形象罢了，而人类的英雄是从人类自身当中不断涌现出来的”。

在他看来，英雄是符合以下特质的一类人：保护了他人的利益或维护了人类的道德；明白自己的英雄举动可能损益到自己生命、财物、或职业生涯，但依然付诸行动； 英雄原本都是不起眼的平常人，脸上并没有写有“英雄”二字。

津巴多强调，道德勇气是英雄行为的最核心特征。他提出一组关于英雄的新理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民主化）；英雄并没有什么内在特质或家族背景（祛魅化）；不单单是个人英雄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人们可以形成一个社会网络，让英雄行为在不同地方、不同社区生根发芽（传播化）。

津巴多谈到了英雄存在的意义：为什么我们需要英雄？因为我们需要改变那种被动等待、无所作为的行为规范，变得积极进取；我们在人道地服务他者时，英雄行为可以发掘出最好的自我；我们可以从英雄身上汲取力量，得到启发和鼓励；英雄是去恶扬善的主力，无论在公共邻域还是私人事务中。

成为英雄要付出什么呢，需要专长和天赋吗？津巴多认为不需要。英雄通常都是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在挑战性的情景中做了应当做的事。就像奥巴马说的，“你站出来了，大声疾呼，你的善行引发了大家的呼应，那么你就是英雄”。

在演讲中，津巴多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令人钦佩的英雄们，其中包括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 美国第一民权女士，在种族隔离的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乘客让座。她随后被逮捕，但不懈抗争，推动了美国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另一位是斯诺登（Edward Snowden），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专家，现在被美国政府通缉。他解密了美国政府滥用公权监控公民，侵犯了公民隐私权的“棱镜”计划；中国的“无腿”乡村女医生李菊洪用双手撑着板凳出行，为村民做了15年的医疗服务；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9岁小英雄林浩，两次冲进坍陷的教室中营救被困的同学；还有韦斯利·奥特利（Wesley Autry），纽约地铁的救人英雄：一名乘客癫痫发作跌下站台，地铁即将进站，奥特利跳下站台扑倒并压在那名乘客身上，火车开过去了，两人安然无恙，火车底盘距离他的头皮只有0.5毫米。接受采访时奥特利淡然地说，“我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儿，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儿”。

对于津巴多来说，心目中最重要的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他多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同为心理学家的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博士（Dr. Christina Maslach）。1971年8月18日，还是津巴多女友的她看到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看守”虐待“囚犯”的残酷情景，立即阻止津巴多将实验继续下去，并说道，“你对这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真令人恐怖”。在她的劝说下，津巴多中止了这个实验。津巴多风趣地说道， “我如何对待这个挑战我的女英雄呢？结果是我们在第二年结了婚并一直恩爱到现在”。

在演讲中，津巴多专门提到了他正在开展的“英雄创想计划” （heroicimagination.org，简称HIP计划）。“我们学习英雄主义”，是这个计划的口号。这个计划已经开展了6年，并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在多个国家有分支组织。他期望通过这个计划让人们行动起来，破除旁观者效应，不再惧怕成为英雄，从而改善我们的世界。

津巴多强调，旁观者效应是我们要重点破除的。旁观者效应是说，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个体一般会放弃救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旁边的人越多，不救助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救助的责任分散了。关于旁观者效应，津巴多提到了曾在中国引发热议的“小悦悦事件”。两岁的小悦悦在广东佛山一家市场被两辆汽车先后轧过，有18个人从她旁边走过，却没有一个人上前救护她，最后被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救助。他认为国家有必要实施“好撒玛利亚人律法”，即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立法，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无私的救助行为即使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也应当免除法律责任。

津巴多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身体力行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身边的人，使他人加入到自己的善行队伍中来。面对需要帮助的人，当你只是单个人，做那个助人为乐的人；两个人时，两人携手行动；多个人时，你们要形成“英雄联盟”，建立一个助人为乐的社会网络。从日常生活做起，关爱他人，独立思考，改变不合理的规则，不盲目服从权威，你的行动最终会影响到他人，改变世界。“这个世界需要很多很多的英雄，那就是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