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孙睿晨

责编 | 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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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2年1月3日，经过三周的审议，美国司法部诉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等人（United States v. Elizabeth A. Holmes, et al.）一案陪审团结束退庭商议，法院正式宣布判决结果 [1]。被告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A. Holmes，以下简称霍尔姆斯）四项与欺诈投资人相关的罪名成立，四项与欺骗患者、消费者相关的罪名不成立，另外三项指控则因陪审团内部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致流审（mistrial），可能触发针对这三项指控的重申程序。

霍尔姆斯2018年被美国政府指控犯下九项电信欺诈罪（wire fraud）与二项密谋实施欺诈罪（conspiracy to commit fraud）[2]，2021年8月至12月，该案美国加州圣何塞市的联邦法院进行公开审理。

就已成立的四项罪名而言，每一项都可导致霍尔姆斯最高达20年的监禁。据悉，法官将择日公布量刑结果。

1984年， 霍尔姆斯出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中产家庭。她父亲的家族在19世纪曾经非常显赫，可谓是商业和医学的世家，但先人积累的财富在二十世纪中期被家族后人挥霍干净，所剩无几[3-4]。霍尔姆斯的父亲对这段家族历史痛心不已。所以，他一直教育自己的女儿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3]。

霍尔姆斯自身也有很强的自驱力，中学时期便成绩优异，2002年高中毕业时顺利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并获得了该校的总统学者奖学金 [3]。2003年暑假，还在念大一的霍尔姆斯获得了到新加坡基因研究所实习的机会，并参与了一项检测病人血液样本里SARS-CoV-1病毒（非典病毒）的暑期科研项目 [3]。受到这段实习经历的启发，回到美国之后霍尔姆斯决定创业，并于2003年秋天在硅谷成立了Theranos公司 [4]。此时，霍尔姆斯年仅19岁，到了2004年春季，即将完成大二学业的霍尔姆斯决定退学，全职经营公司。

在Theranos公司从2003年创立到2018年关闭的16年间，持有公司50%股份的霍尔姆斯，纸面身价最高时曾超过45亿美元，一度被视为硅谷最有潜力的创业者。霍尔姆斯非常崇拜苹果公司前CEO史蒂夫·乔布斯，并效仿他的穿衣风格。在Theranos公司最高调的时期，人们常常能在各大杂志和电视访谈中看到穿着黑色高领衫、涂着红唇、一头金发盘在脑后的霍尔姆斯。

Theranos公司成立于2003年，但直到2013年它才进入主流公众视野。在2003年到2013年的十年里，Theranos公司一直处于 “隐身模式”。近年来，这种模式在硅谷的初创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里非常流行。“隐身模式”能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创业点子与尚未成熟的核心技术，同时也能避免公司过早引起公众与监管部门的关注与介入。

在 “隐身模式” 期间，Theranos公司早期的技术路线曾经多次改变。2004年，霍尔姆斯曾经带着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找过多家风险投资人募集融资。在那份文件中，她提到了Theranos公司正在研发的第一款产品——TheraPatch [3]。TheraPatch是一个附有微针的、能够无痛地从皮下取血、并向皮下缓释药物的粘性皮肤贴片。这是科幻级别的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极难实现。最终，Theranos公司研发部门的早期员工说服了霍尔姆斯，让她放弃了TheraPatch的产品创意。

受当时市面上的血糖检测仪影响，霍尔姆斯想到了第二个产品创意：一款体积很小、可检测多项指标的手持式血液检测装置。在霍尔姆斯的设想里，未来每个病人家中都会有这样的一款仪器：病人可以在家中进行各项血液指标的检测；仪器可连入互联网，将所有结果及时发给医生 。在这些具象的细节里，有一点特别让霍尔姆斯痴迷：每个病人未来在使用该仪器进行血液检测时所需要提供的血液量不能多于一滴 [3]。根据后来霍尔姆斯本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过的说法，她从小就害怕抽血用的针头，并希望能将各项需要静脉抽血的检查变成更简单的指尖采血检查。

带着这样的 “愿景”，霍尔姆斯带领着（鞭策着）她的团队没日没夜地工作。2005年，Theranos公司第一款有模有样的仪器诞生了。这款血液检测仪被称为Theranos 1.0。

诞生早期，Therano s1.0就存在很多问题。此后的两年里，Theranos公司的研发部门一直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但每次改动一个参数或设计细节，这个仪器的其他部分就会出现新的问题。形成这个 “工程死局” 的主要原因是霍尔姆斯不容动摇、但实际上不能共存的两个要求：1）仪器的体积小到可以手持；2）检测用的血液体积不能多于一滴（大约是10微升）。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带头人员曾尝试说服霍尔姆斯放弃两个要求中的一个，可惜未果。[3]

霍尔姆斯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开始在与投资方、潜在合作方的会谈中进行“无实物表演” ——她反复而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家产品中一些她想象但并不存在的优点 [3]。大概霍尔姆斯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仅用一滴血就能检测上百种健康指标的 “技术”，具有巨大的潜在商业价值。许多投资人相信，这项技术（如果存在的话）有望成为颠覆现有医疗体系的关键。

霍尔姆斯对Theranos公司未来商业化的最初设想是与大型医药公司合作。2007年，霍尔姆斯成功谈下了一项与著名药企辉瑞公司合作的试点研究 [3,5]。辉瑞愿意在一项正在田纳西州进行的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药物临床试验中尝试一下Theranos公司的检测仪器。于是，霍尔姆斯带着一台只能做简单检测项目的Theranos 1.0的半成品原型机器飞到了田纳西州，收集并测试了两位病人的血液样品。但在那之后，这项试点研究戛然而止——原因不详。

Theranos 1.0的研发团队进展缓慢，霍尔姆斯常常对此感到恼火。于是，她在公司内部另外组建了一个团队进行平行研发。2007年9月，这个小团队通过组合市面上现成的自动化商品（关键部件购自一家名为Fisnar的公司），做出了一个与Theranos 1.0不同的原型机（Theranos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三个产品），霍尔姆斯为其取名Edison（爱迪生）。与Theranos 1.0相比，Edison可靠性更好些（比如较少出现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操作也更简单。[3]

Edison距离成熟的医疗仪器仍然差得很远，例如同一个病人的样品多次测量误差很大，但霍尔姆斯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投资人分享这款新的原型机了 [3,5]。不仅如此，她还特意从苹果公司挖来多位设计师，专门为Edison设计外观。在霍尔姆斯眼里，这款仪器能否准确测量血液样本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看起来要高端、大气。

Edison仪器诞生后，霍尔姆斯重新联系了包括辉瑞在内的多家制药公司，希望对方能使用Edison开展血液检测。辉瑞、BMS以及先灵葆雅等三家公司对此很感兴趣，但当霍尔姆斯的团队将公司仪器的内部报告发给对方，各个公司却都在检验了这款仪器后做出了不与Theranos公司开展合作的决定。

在近日霍尔姆斯案子的公开审理现场，辉瑞内部评测过这款仪器的研究员作证：当年在仔细评估过Theranos的仪器之后，他发现了这款仪器存在诸多技术问题，因此辉瑞决定不与Theranos合作 [5]。

但是，辉瑞等三家公司对Theranos的负面反馈，没有让霍尔姆斯停下前进的脚步。相反，霍尔姆斯在自己之前发给辉瑞的文件左上角加上了辉瑞公司的商标，类似地，她对发给另外两家公司的文件也做了改动。这样的修改会让人以为这些文件是被这三家公司批准确认过的正式文件，而不是Theranos公司的自卖自夸。

自2009年起，辉瑞等三家公司与Theranos公司已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与合作关系。但是，也是从2009年起，霍尔姆斯多次将这三份带着伪造的制药企业商标的文件发给投资人和商业合作伙伴。在最近的庭审中，多位投资人作为证人表示，当初看到这些文件时，他们以为辉瑞等公司已经检验过了Theranos公司的技术，因此才决定向Theranos公司投资（投资金额在一百万到一亿美元不等）[6]。

而当检察官在庭上询问霍尔姆斯是否曾在发给投资人的文件上未经许可自行加上了辉瑞等公司的商标时，霍尔姆斯闪烁其词：“我希望我当时做的是不一样的选择（I wish I had done things differently）。” [6]

虽然带有伪造商标的文件尚未被拆穿，但在辉瑞、BMS、先灵葆雅相继终止了合作意向之后，Theranos公司与各大制药公司的合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为了继续向投资人们讲好故事，霍尔姆斯需要为公司寻找新的业务方向。

2011年7月，霍尔姆斯经人介绍结识了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舒尔茨异常欣赏霍尔姆斯，并陆续将自己认识的许多政界要人介绍给她——包括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第26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im Mattis）等  [7]。在舒尔茨的背书下，不少政界名人也成为了Theranos公司的支持者与投资者，部分甚至加入了Theranos公司的董事会。

霍尔姆斯向这些政界名人推销Theranos公司的宏大愿景，并特别强调自家技术的潜在军事应用场景——美军士兵在受伤后，只需要提供一点血液样本就能让军医在几分钟之内获得受伤士兵的关键健康信息（包括DNA序列、是否中毒等指标）。这听起来十分美好，但却是霍尔姆斯编造的又一不实信息。

霍尔姆斯用这美好的 “愿景” 成功迷惑了部分军方高层，并得以推进合作，但她所有的尝试都在实施的准备阶段被拦了下来。这是因为根据规定，目前美国军方只会采购、使用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批准的药品和医疗仪器。

与霍尔姆斯对接的军方人士反复敦促霍尔姆斯提供FDA的批文，但霍尔姆斯无法提供 [7]。为此，霍尔姆斯还曾经尝试向对她友好的军方高层投诉这些给她 “制造障碍” 的下官。但美国军方内部有严格的采购规定，不会轻易因为一个初创公司改变，所以霍尔姆斯未能如愿推进项目的开展。检方近日在庭审中披露，霍尔姆斯在为本案所录口供中承认Theranos公司从未将其技术或产品应用到任一军事场合 [7]。

与军方合作的项目未能开展，但霍尔姆斯在多次在与投资人的会议，以及在面对媒体采访中都故作玄虚，以半明示半暗示的方式透露公司正在进行与军方的绝密合作 [6]。

与美国军方相关的项目往往被认为是可靠的、大体量的、合同期长的。借由强调公司与军方的密切合作关系，霍尔姆斯又忽悠了一众 “人傻钱多” 的投资人，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和基辛格。据媒体披露，基辛格的律师还将自己的其他客户（如拥有沃尔玛公司的沃顿家族基金会）介绍给了霍尔姆斯，该基金会成为向Theranos公司投出最大单笔投资的投资方 [6]。

除了子虚乌有的军方项目，霍尔姆斯还在同期平行运作着另一个项目。从2009年开始， 霍尔姆斯谋划着将自家未来的检测技术投入看似完美的零售应用场景——消费者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先去扎个手指验个血，当逛完超市结账时就能拿到自己的健康报告了。于是，她开始与美国多家国民连锁药店及超市进行商务接洽，包括美国连锁超市西夫韦（Safeway）、美国连锁药店沃尔格林（Walgreens）和西维斯（CVS）等。

Theranos公司与这些连锁巨头的接触与谈判前后至少持续了三年多。直到2012年，西夫韦连锁超市公开宣布，他们与Theranos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并投资3.5亿美元用于重新装修西夫韦旗下800家零售门店用于在门店中建立专门的Theranos血液检测点 [5]。到了2013年9月，霍尔姆斯决定让Theranos公司解除 “隐身模式”，她本人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

她向媒体宣布：Theranos公司与在美国境内有着9000家门店的连锁药店沃尔格林签订了长达数年的合约。根据这项合约，沃尔格林将向Theranos公司支付1.4亿美元，而Theranos公司将会在沃尔格林遍布全美的零售药店内开设专营血液检测点。

与这厢如火如荼的大规模零售门店合作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Theranos公司不如人意的技术。2013年，Edison仪器已经诞生六年，也经历过一些技术迭代。但是，在与沃尔格林药店合作项目正式上线的前夕，用Edison仪器所获得的血液检测结果仍常常出现非常大的误差——甚至于，Edison仪器能频繁在女性血清样本中检测到高浓度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这是一种主要存在于男性血清样本中的蛋白，是男性前列腺癌早期筛查的重要检测指标 [8]。

Theranos公司当时的临床实验室主任对Edison仪器的检测结果感到忧心忡忡。他反复向霍尔姆斯请示，希望她能推迟合作项目的上线 [6, 7]。但霍尔姆斯对此置若罔闻，坚决要求如期上线。霍尔姆斯“信心满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不久之前，她在公司内小范围秘密启动了一项名为ADVIA的项目，用西门子公司的一款获得FDA认证的血液检测仪检测送到Theranos公司的血样。

就这样，霍尔姆斯一边用着别人家的技术，一边在广告中、在与合作方的沟通中宣称所有送到Theranos公司的血样都是使用Theranos自己的技术完成检测。不仅如此，她还宣称Edison仪器能做1000种以上不同的检测项目。在最近的庭审中，检方公布Theranos公司技术的实际检测项目仅有12种 [6, 7]。

在庭审过程中，多位出庭作证的投资人代表、合作方代表以及军方代表都表示，如果他们早知道Theranos的技术只能完成非常少的检测项目，并且大量使用了第三方提供的商业化仪器辅佐检测，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考虑对Theranos公司投资或合作 [6,7]。

在近日的庭审中，针对 “未向合作方披露改造并使用第三方提供的仪器来完成本应在Therano公司独家设计的仪器上的检测” 说法时，霍尔姆斯的团队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解释——这是他们的 “商业机密”（trade secrets）[6,7]。

根据检方提供的公司内部员工的证言，Theranos公司的确买来了西门子公司的仪器并进行改造——西门子公司的仪器原本是为静脉抽血所得血液的样本量而设计的，因此Theranos的团队对西门子的仪器进行了一些小改动，使之能在血液量较少的情况下也能测量（但测量结果非常不准确，其误差可以与Theranos公司令人失望的Edison仪器媲美）。对此，霍尔姆斯的辩护律师表示，改造并且使用西门子的仪器属于公司的商业机密，不能随意泄露给无关人士。甚至，为了支撑他们的辩护论点，在Theranos公司快要倒闭的前夕，律师团队专门为这些细小的改动申请了专利。

这个说法不仅是差强人意，而且令人匪夷所思。检方律师在最后陈词总结时进行了反驳：任何一家公司都能很轻易地购买到西门子的仪器并进行相同的简单改造，所以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商业机密；相反，刻意隐瞒这件事实更加坐实了霍尔姆斯是在有意误导、欺骗投资人，以达到骗取金钱的目的 [6,7]。

2014年9月，在与沃尔格林药店的合作项目上线的造势阶段，霍尔姆斯可谓风光无限：Theranos公司的估值达到90亿美元，持有公司50%的股份的霍尔姆斯也因此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身价达到45亿美元）。她还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并且被该杂志评为全球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翁 [9]。

2014年10月，Theranos公司与沃尔格林连锁药店的项目刚刚上线后，霍尔姆斯牵头组织了至少两次大额融资。在这两次融资中，霍尔姆斯成功忽悠到了不少美国商界与政界名人，投资者包括：沃尔玛连锁超市的拥有者沃尔顿家族（1.5亿美元），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1.25亿美元），前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的家族（1亿美元），拥有美国第三大网络运营商考克斯通讯的考克斯家族（1亿美元），钻石品牌戴比尔斯所有者之一奥本海默家族（2000万美元），Partner基金管理公司（9600万美元）， 墨西哥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卡洛斯·斯利姆·埃卢（Carlos Slim, 3000万美元），希腊船运商人安德烈斯·德拉科普洛斯（Andreas Dracopoulos，2500万美元），柏克德工程公司的拥有者赖利柏克德（620万美元），以及其他未被媒体公开、金额达7千万余美元的个人投资者 [10,11]。

很可惜，属于Theranos公司和霍尔姆斯的高光时刻仅维持了一年便结束了。

2015年10月，《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记者约翰·凯瑞鲁（John Carreyrou）发表了一篇关于Theranos公司的深度调查报道 [12]。该报道揭露了霍尔姆斯许多关于Theranos公司及其公司技术的不实言论，包括：到当时为止Theranos公司的绝大部分血液检测项目都是使用第三方的仪器完成的，且静脉抽血仍然是主要的采血方式。

在该深度报道出版的当日，霍尔姆斯立即通过媒体抨击了这篇文章，极力否认文章中列举的事实。此外她在在职及离职员工中严查告密者，甚至派人跟踪告密者、并且向告密者寄律师函——企图以恐吓的方式让他们闭嘴。有两位前员工后来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年里他们换工作、换住址、换手机号，活在深深的恐惧之中 [3,6,7]。

霍尔姆斯的否认是徒劳的。约翰·凯瑞鲁的文章发表后不久，西夫韦连锁超市决定终止与Theranos公司的合作，这也意味着西夫韦合作项目上投资的3.5亿美元血本无归 [5]。

约翰·凯瑞鲁的深度调查报道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2016年1月，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补助服务中心（CMS）对Theranos公司的实验室进行了突击检查，在检查中发现了多项不符合标准的实验和检测操作 [5]。CMS表示，如果Theranos公司不能及时回应并改正实验室不合规的多项问题，机构将会禁止霍尔姆斯运行任何实验室。

随后，沃尔格林连锁药店停止向Theranos的实验室送病人血液样品。2016年6月，沃尔格林连锁药店正式宣布终止与Theranos公司的全部合作，并关闭已经开放的40家店内血液检测点。与西夫韦一样，沃尔格林的1.4亿美元投入最终颗粒无收。同月，福布斯将Theranos公司的估值从90亿美元降为8亿，同时将霍尔姆斯本人的身价修正为零。

霍尔姆斯花了十多年吹出的巨大泡泡在被戳破时，引起的连锁反应不会到此为止。2016年7月，CMS吊销了Theranos公司的检测资格执照，并禁止霍尔姆斯运营任何实验室两年（2017年4月，Theranos 公司与CMS达成和解）。

到了这一步，霍尔姆斯仍在尝试“自救”。2016年8月，霍尔姆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公布Theranos公司的最新仪器原型mini-Lab，并且宣布公司不再提供检测服务，而转为销售检测相关的仪器 [5]。霍尔姆斯做出这个转变大概率是因为CMS的禁令。但遗憾的是，2016年9月，Theranos公司没有通过第二次合规实验室检查，mini-Lab也无法继续销售。

除了监管部门的重拳，等着Theranos公司的还有一大波法律纠纷 [5-7]。2016年10月，Theranos公司的早期投资人Partner 基金管理公司将Theranos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Theranos公司赔偿9600万美元。2016年11月，沃尔格林连锁药店将Theranos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后者赔偿1.4亿美元。Theranos公司都选择达成赔偿协议。2017年1月，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宣布将以虚假宣传的名义起诉Theranos公司。当年4月，Theranos公司与亚利桑那州达成和解，并向亚利桑那州支付465万美元。2018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针对霍尔姆斯的欺诈行为提起诉讼。同月，霍尔姆斯与SEC达成庭外和解，其代价为五十万美元的罚款，放弃对Theranos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在此后十年内不能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高层人员。

2018年6月，美国北加州联邦检察官结束了对Theranos公司为时两年的调查。同月，联邦大陪审团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对霍尔姆斯以及Theranos公司的前首席运营官拉梅什-“桑尼”-巴尔瓦尼（Ramesh “Sunny” Balwani）提起11项欺诈罪的指控 [2]。与此同时，霍尔姆斯辞去Theranos公司的CEO一职。

2018年9月，Theranos公司正式倒闭。自2003年以来的16年里，霍尔姆斯总共融资1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2013年后融得，而伴随着Theranos公司的倒下，所有投资人血本无归。

在检方详实的证据面前，霍尔姆斯与她的律师团队尝试拖延战术，并在辩护策略上频出花招 [6,7]。

比如，她的律师要求以更严格的标准挑选陪审团成员——为此，他们设计了一份长达56页的调查问卷来筛选陪审团成员。由于审判地点在美国硅谷圣何塞，是Theranos公司发家的地方，为了确保陪审团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霍尔姆斯的律师团队要求陪审团成员不能阅读过约翰·凯瑞鲁的深度调查报道和他写的《坏血》一书，以及任何与Theranos公司相关的负面报道。拜约翰·凯瑞鲁的《坏血》这本畅销书所赐，Theranos公司的故事在硅谷几乎是家喻户晓，所以符合霍尔姆斯辩护团队要求的合格陪审团候选人少之又少。为此，法院为陪审团人员的选择费了一番周折。

再如，检方要求霍尔姆斯的团队提供所有电子证据（包括八万多条短信、电邮等），但霍尔姆斯的团队以 “无法证明这些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来拒绝检方的请求——于是，检方不得不请普华永道的公证员额外花一万个小时来验证每条短信与电邮的真实性。

再比如，霍尔姆斯的团队直接要求推迟审判日期——因为霍尔姆斯的预产期正好与原定的开庭日期冲突。

至于辩护策略，霍尔姆斯的团队也是费尽心思。最初霍尔姆斯计划与前首席运营官桑尼一同受审，但后来双方团队分道扬镳，要求分开审理。而在最近庭审的辩方举证环节，霍尔姆斯的辩护团队决定让霍尔姆斯本人单枪匹马下场自辩。她的个人辩述和回答检方与辩方交叉审问环节长达七天，是所有出席作证的证人中时间最长的一位。

霍尔姆斯在这个环节的辩词中给出了 “王炸”——桑尼。她说，在担任Theranos公司的CEO期间，她与公司的前首席运营官桑尼维系了一段近十年的恋情 [3,6,7]。在这段恋情中，她受到了桑尼在精神和身体上的虐待，还有性虐待。她所受到的虐待让她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决定——她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受到了桑尼的精神控制与摆布下所做的。她展示了一张桑尼手写的字条，上面描述了他的几条行为准则。她还展示了一张自己的手写字条，上面记录着自己那段时间的作息：她早上四点起床，然后冥想、运动、洗澡、祈祷、以及吃简单的早餐，在完成这一切之后，她会在6点45分出门上班。她表示，她当时的作息是完全受到桑尼控制的。

2002年，霍尔姆斯与桑尼在一次旅行中相识。那年暑假，霍尔姆斯高中毕业。她参加了斯坦佛大学组织的前往中国的中文暑期修学团。在那次旅途中，她认识了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团友桑尼。对中文的热爱让两人在彼此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旅途结束后，二人仍保持联系。

接着，霍尔姆斯强忍住眼泪，向陪审团与听众说出她在2003年突然决定退学创业背后的原因——她在学校期间曾被强奸。在那之后，她常常找桑尼倾诉。桑尼在硅谷工作多年，是微软公司的早期员工，也曾经成功卖掉一家自己创立的公司，所以他的人生和工作经验都相当丰富。对于年轻的霍尔姆斯而言，桑尼不仅提供了情感上的慰藉，而且还能够在创业的路上提供宝贵的意见。很快，两人进入了恋爱关系并住在了一起。刚开始时，桑尼并没有在Theranos公司任职，但根据霍尔姆斯身边的人的说法，霍尔姆斯经常与桑尼讨论公司事务。2009年，桑尼正式加入Theranos公司，担任行政总裁。从2009年到2016年，桑尼作为公司的二把手，管理着公司的各方面的业务。在这期间，霍尔姆斯一直隐瞒她与桑尼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所有的投资人都不知道Theranos公司的一二把手竟是情侣（有投资人曾表示，如果他们当时知道二人的恋情的话，他们会做出不一样的投资决定）。

根据投资人、合作方以及公司员工的说法，在绝大部分事情上，霍尔姆斯对于所有事务有着最终决定权（言下之意，桑尼并不是最后拍板的人）。2016年，面对监管部门的突击检查与《坏血》出版后接踵不断的舆论，霍尔姆斯与桑尼关系破裂。随后，桑尼从Theranos公司离职（霍尔姆斯说是她开除了桑尼，但桑尼的辩护团队否认了这个说法）。

在法庭上，霍尔姆斯的辩护律师回顾了霍尔姆斯与桑尼的这段关系，并念了部分霍尔姆斯与桑尼之间的短信信息，特别是着重选念了那些体现了桑尼对她的控制欲的信息。比如，桑尼曾经在短信中写道：“每次你家人过来，我就感到很孤独。这几天我跟你一共相处了不到十分钟。” 霍尔姆斯回复道：“我也讨厌这样。”

除了短信外，霍尔姆斯还回忆了桑尼曾经对她说过的话。比如，桑尼曾经告诉霍尔姆斯 “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观念是错的。我对你的平庸程度感到震惊。如果你按照你的直觉来，你一定会失败的。你需要杀掉本来的自己，然后成为一个新的自己，这样才能成功。”

斯文加利是法国作家乔治·杜·莫里耶于1894年创作的小说《软帽子》（Trilby）中的一名音乐家，能通过使用神秘邪恶力量控制他人 [13]。在小说中，他精神控制了一名年轻的女模特，并用神秘的力量将女模特训练成了一名著名的歌手。《软帽子》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影响了许多同期和后期的作家，其中包括法国作家加斯东·路易·阿尔弗雷德·勒鲁。勒鲁的小说《歌剧魅影》灵感就是来自《软帽子》。

在近年的美国法庭上，出现了不少声称因受到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人的精神控制而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犯罪行为的被告人，这种辩护策略被称为斯文加利式辩护（the Svengali defense）[7,14]。例如，制造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乔卡·沙尼耶夫在审判中使用了这个策略 [15]。

而在交叉审问期间，霍尔姆斯曾经承认，在她与各位投资人、合作者、董事会成员、以及媒体记者会面时，她所说的所有言论并没有受到桑尼的任何强迫或控制 [6,7]。

对桑尼的审判预计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所以霍尔姆斯案件审理过程中，桑尼及其团队拒绝回应针对他的各项指责和言论。

虽然霍尔姆斯声称受到了桑尼长达数年的虐待，并且因此产生了心理问题，但她的团队并没有为此请来心理医生作证（在其他类似案件中，辩护人一般会请心理医生来为被告人的心理问题提供专业证词）。所以，支持霍尔姆斯的“受害者”论点的所有证据目前都来自霍尔姆斯本人。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姆斯本人在庭审过程中表现得就像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在辩方律师询问她时，她对所有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但在检方律师交叉询问她时，她却一问三不知：不知道，不记得，不清楚。所以，陪审团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否要相信她的证词？

这就是本案的微妙之处：陪审团需要判断的是霍尔姆斯是否有意欺骗（intent to defraud）。如果本案的陪审团相信霍尔姆斯是因为受到了身边的人的误导、受到了桑尼的精神控制，那么陪审团或许会认为霍尔姆斯的欺骗行为不是有意为之。如果陪审团接受了这个说法，那么霍尔姆斯或许可能被无罪释放。

然而，霍尔姆斯的斯文加利辩护策略没有奏效——陪审团一致认为霍尔姆斯对投资人的四项欺诈罪名成立 [1]。

尽管《坏血》的故事几乎人尽皆知，但等待霍尔姆斯的绝不是一个平淡的结局。

关于霍尔姆斯的故事耐人寻味、匪夷所思、却又让人不能自拔。不止一位多年追踪报道她的记者都坦承，自己可以看一整天与霍尔姆斯相关的新闻而毫不疲倦 [6,7]。这个尚未完结的故事像是悬疑小说，所有的看客都不自主地等着她更新。

如果你能暂时放下对她的好坏评判，会发现她的故事总能让你震惊，带着一丝新鲜感，仿佛永远不会过时。如果用包括她身边人的感受来诠释，就是所有人都试图理解她，但可能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她。

2016年桑尼离开Theranos公司时，与霍尔姆斯的恋情也结束了。在那之后，Theranos公司狂奔在下坡路上。霍尔姆斯每天都要面对来自监管部门与媒体的质问，以及来自投资人、合作方、监管部门的法律诉讼。如果你以为霍尔姆斯自那时开始便过着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的生活，那你便错了。

2017年中， 35岁的霍尔姆斯在一个朋友聚会上遇到了27岁的比利·艾文斯（William "Billy" Evans）[16]。那时，Theranos公司的丑闻已经世人皆知，等待霍尔姆斯的将是长达数年的针对她与桑尼的法律诉讼。

比利是一位富家子，他的家人在加州圣地亚哥地区拥有连锁酒店。比利从小生活优越，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了本科学位，还曾到复旦大学交换过一学期。本科毕业后他曾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

这样一位听上去前途光明、身价显赫的公子哥，义无反顾地爱上了陷在舆论中心的霍尔姆斯。而且他对她的感情非常真挚——他真心想与霍尔姆斯结婚。这个念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霍尔姆斯可是一个对媒体、对投资人、对合作方都说谎不眨眼的女人。而且，她的欺诈罪名很可能成立。如果罪名成立，她将面临长达二十年的监禁与数额不菲的罚款。但这都无法斩断比利想要与霍尔姆斯共结连理的念头。

2019年初，比利说服了家人，与霍尔姆斯订婚。他求婚时用的是MIT毕业生独有的MIT纪念戒指。这款戒指虽然看上去普通，但却是只有MIT的毕业生才能拥有的、意义非凡的戒指。一位比利的友人猜测，比利没有使用钻戒求婚大概是因为霍尔姆斯身上任何具有一定价值的物件都有可能在她败诉后被法官没收 [17]。

霍尔姆斯与比利与2019年中举办了婚礼。2021年7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在案件开庭审理时，她的辩护律师就向原告方、法官、陪审团、以及在场的全部听众强调：霍尔姆斯是一位新手母亲，而且她的家人会全程陪着她出席开庭审理的全过程。在长达四个月的开庭审理过程中，霍尔姆斯每次也的确是与她的丈夫和母亲同时出现的。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被告人是新手母亲或怀孕妇女时，她们被陪审团判为有罪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被告人；如果她们被判有罪，那么她们受到的刑罚也轻于其他犯人  [18]。

霍尔姆斯的故事已经成为美国当代商业史和硅谷文化中的重要一章。8月底庭审第一天，三名金发女士穿着霍尔姆斯当年标志性的黑色高领衫坐在听众席的后排默默表达对她的支持。在社交媒体Tik Tok上，霍尔姆斯也成为了新一代网红——部分年轻女性甚至以她为荣——虽然她们中的大部分都知道霍尔姆斯的欺诈行为属于违法犯罪，但她们仍觉得，在被男性主导的商业世界里，一位女性竟然能靠不正当的手段筹得上亿美元，简直是女性中的 “战斗机”。但也有部分女性创业者认为霍尔姆斯并不能代表大部分女性创业者面临的现状——目前女性创业者融资的难度仍然大大高于男性创业者 [19]。

苹果公司于近日宣布，他们即将根据霍尔姆斯与Theranos公司的故事拍摄一部电影。影片的女主角将由詹妮弗·劳伦斯（大表姐）出演。流视频媒体Hulu公司也计划以霍尔姆斯的故事拍摄一部电视剧。甚至Theranos公司倒闭后，印有公司商标的实验服在网上被卖出了高价。

Theranos公司投资人的钱看似是血本无归了。但硅谷最不缺乏的就是创造价值的新手段与新方式。就在最近，一名投资人将早期投资Theranos公司时所得到的纸质股票证书作为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代币）成功在网上售出，居然回笼了一大笔资金 [20]。

霍尔姆斯的应该还会继续上诉。不管霍尔姆斯的故事将如何收场，所有与她、与Theranos公司相关的人与事，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