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朋友被称为约翰·埃德蒙斯通（John Edmonstone），曾在南美洲德梅拉拉（现属圭亚那）的一个木材种植园里做奴隶。埃德蒙斯通其实是他奴隶主的姓氏，而他真实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

1817年，他随奴隶主返回苏格兰，因废奴法案他获得了自由身。8年后，16岁的达尔文赴爱丁堡学医时，埃德蒙斯通在爱丁堡大学的动物学博物馆工作，恰好住在达尔文的附近。而达尔文之所以找到他学习，是因为埃德蒙斯通的补课费较为便宜。

埃德蒙斯通向达尔文收取一基尼，每天一小时，为期两个月。除了指导外，两人还就埃德蒙斯通从南美洲了解到的第一手自然历史进行了交谈。

等到达尔文成功出海时，埃德蒙斯通教授的技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在达尔文收集的众多标本中，近500张是鸟皮。特别是加拉帕戈斯的知更鸟，帮助达尔文深入了进化论的思想。如果没有当年补课学习的技能，这些极易腐坏的标本恐怕很难完整地带回英国。

在“小猎犬号”的航海日记中，达尔文曾记述了一些奴隶制的令人厌恶的残忍行为，形成了他废奴主义的观点，或许他看到他们时，也曾想起自己这位亦师亦友的黑人朋友。

进化论的另一位巨匠，阿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同样也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他的主要活动在马来群岛，在那里他发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华莱士动物分界线：它将印度尼西亚群岛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西部地区的动物主要来自亚洲，而东部地区的动物群则接近澳大利亚。

从1854年到1862年，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丛林、河流和山脉中探索了8年。期间，他有一个由导游、厨师、船务人员、搬运工、射鸟者及剥皮者组成的团队的帮助。据统计，有多达100个助手代表他收集了125600份标本，在这些人中，他最信任的助手是一个名叫阿里（Ali）的马来人，他后来自称阿里·华莱士。

1855年，15岁的阿里在婆罗洲的砂拉越州遇到了华莱士。在成为他的当地向导之前，阿里是华莱士的仆人。华莱士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事件和观点的记录》（My Life: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tions）中记述了这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黑发棕眼”的年轻人对他的帮助，以及他们在生病期间如何互相照顾的往事：

他很细心，很干净，而且很会做饭。他很快就学会了打鸟，正确地剥鸟皮，后来甚至还能把鸟皮收拾得非常整齐。当然，他和所有马来人一样，是个好船夫，在我们旅途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或危险中，他都不慌不忙，准备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

阿里是华莱士的向导、马来语老师、最重要的鸟类标本收集者。据学者估算，在华莱士的8050只鸟类标本中，大部分都是由阿里收集制作的。特别是从阿鲁群岛出发到望加锡北部的这段旅程期间，华莱士构思了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版本，并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达尔文。正是这篇文章刺激了达尔文的行动，后者在第二年写下了《物种起源》。

进化论中的黑人朋友只是自然发现史上的冰山一角，大航海与全球殖民以来，无数小人物为这一事业前赴后继，每一个鲜活的人物可能只是对应了一棵小小的植株。

图源：英国自然史博物馆Hintze Hall

上图是一种樗蒲科的热带常绿灌木,常被称为苦梣（Bitter Ash）、苏里南木（Suriname Wood）等等，它有一个拗口的学名叫做Quassia amara，是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以一位被奴役的加纳人夸西（Graman Quassi）命名的。

夸西的早期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大约于17世纪末出生在西非，年少时被奴役贩卖到南美洲的苏里南（当时是荷兰的殖民地），在那里，和其他非洲奴隶一起被迫在糖厂工作。但或许是因为他精通医学和灵学，帮助医治其他人，因而他获得了一点影响力。

夸西是第一位科学地描述“夸西”药用价值的人，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在1730年之前就发现了该植物的特性。它是非常厉害的催吐剂，在传统医学中，它还以茶的形式被用作消化剂、退烧药，还可以抵御虱子、跳蚤和蚊子幼虫等寄生虫。从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奎辛（Quassin）是自然界中最苦的物质之一。

大约在1761年左右，瑞典的博物学家尼尔斯·达尔伯格（Nils Dahlberg）造访该地，与夸西相识，了解了这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后来，达尔伯格又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林奈。在林奈宣传了这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后，它成为苏里南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林奈书中的相关插图。（图源：volume VI of Linnaeus’ book, Amoeniates Academicae, p.429.）

夸西在植物学史上得到的正面评价不多，而苏里南当地的黑人还往往称他为叛徒。夸西曾担任荷兰人的侦察员和谈判员，参与了对苏里南叛乱黑人的残酷压迫，因而，有些黑人认为“他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医学知识，然后带领欧洲士兵进入森林”。

晚年的夸西早已成为自由人，并被送到了荷兰海牙。在那里，荷兰对他的贡献做了表彰，他穿上了荷兰海军风格的衣服：蓝色和猩红色的衣服，上面镶有宽大的金色花边，和一顶白色羽毛的帽子。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夸西住在苏里南的一座大房子里，由荷兰政府支付，他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种植园主，从自己的奴工身上获利。

夸西的肖像（图源：The celebrated Graman Quacy, an engraving by Wiliam Blake, Stedman, 1806）

对于博物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身边的助手或多或少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姓名。倘若这位学者本身就是“非著名”人物，那么他的助手就更加隐形了。

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是一位英国的茶叶检查员。1812年，他受雇于东印度公司，被派往中国。相较于本文的其他自然学家，里夫斯在专业研究上浅尝辄止，并未对进化论、分类学做出举世瞩目的贡献，而是把科学当作一项绅士的爱好：他与传教士马礼逊合写过一篇关于《本草纲目》的论文、一篇天文学报告，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大量极具异域风情的标本。

里夫斯在广州的贸易港口工作，因而他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整个大陆的有别于欧洲的动植物。他与时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Joseph Banks）通信，后者曾督促当时在中国的调查员调查“化人粪为万能肥料的方法”。里夫斯到广州花棣采购花卉，建立了一个当地联系人网络，与他们交流植物学知识，同时获得相应的动植物绘画和标本。

他最重要植物来源，是在他的中国朋友潘有度、潘有为花园中的罕见植物。潘有度是广东十三行（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巨贾之一，潘有为是他的弟弟。潘有度经常在花园里招待外国友人，他还曾经详细向英国人讲解过牡丹的习性。

里夫斯后来成为伦敦园艺协会的通讯员，将标本和图画寄回英国。然而，在所有帮助过里夫斯和其他在华博物学家的人中，潘有度、潘有为无疑是最著名的两位。20年间，他利用当时中国的洋画行业，在中国收集了2000多幅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植物学和动物学绘画。这些藏品大多没有签名，是由委托的中国画家创作的。

梅花，里夫斯藏品。

我们习惯于把进化论的重大突破归功于欧洲科学家们的聪明才智，殊不知这些科学进步建立在对世界各地自然与文化的探索之上。没有所谓“有色人种”的帮助，这些重要的科学突破工作恐怕要迟缓许多。

更重要的是，当年欧洲人对全世界的科学探索与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大英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许多藏品，都是由奴隶制的利润直接资助的。忘记世界各个族裔人民在这段历史中的角色，是对历史的背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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