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郭    林（莫斯科国立大学）

责编 | 惠家明

1920年夏天，甘肃庆阳幸家沟。

这片深居内陆、远离世界舞台的黄土高坡迎来了一位洋面孔，他是前来考古发掘的法国传教士桑志华。6月4日这天，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在7.3米深度的黄土层中，我找到一件石英石核！”

桑志华那天写下的日记，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开篇第一页”。他手中握着的小小石核，正是中国第一块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旧石器遗存。

就在40年前，德国传奇地质学家，“丝绸之路”的提出者李希霍芬来到中国考察地质。他当时断言称：中国北方是不会有旧石器时代遗存的。

随后在1920年8月，桑志华还在赵家岔发现了3件石片。仅仅两年后，他又在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人牙化石，经过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这属于一枚少儿门齿化石，并命名为“河套人”。河套人是中国第一枚经科学考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自此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序幕。

桑志华的成就足够惊艳，他驳倒了学界权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中国进化人类学史。可为什么是桑志华？为什么是这个法国人，这个信仰天主教的传教士？

我们要回溯至十九世纪末，从桑志华在法国的时光讲起。

桑志华1876年出生在法国里尔。由于父亲的影响，他信奉天主教。中学和大学期间他都曾在天主教学院学习，拿到了文学和理学的学士学位，同时也兼修宗教学。然而他对传教布道之类的事务毫无兴趣，而是像很多伟大的博物学家一样，从小就对自然界充满好奇。到田野观察动植物、收集昆虫，是他的最爱。他最终选择研究昆虫学并于1913年获得了法国科学院动物学博士学位。

他在博士毕业的前一年，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当时的西方人对于中国北方，尤其是黄河流域、蒙古腹地到西藏周边的动植物区系、地质状况几乎一无所知，桑志华敢为人先，想要考察中国北方腹地的自然资源，并建立一座科研与陈列兼备的博物馆。他大胆提出想法，得到了法国耶稣会省会长及耶稣会总会长的赞同，也得到直隶省（今河北）东南教区的支持，此外还获得了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自此，桑志华在中国的漫长旅途开启了。

万事俱备，桑志华1914年来到中国，以天津天主教办事处“崇德堂”作为首个落脚点，安顿之后不久后就踏上了长达20余年的考察之旅。

起初的六年，他基本上都是独自进行考察工作，以沙漠商队或徒步旅行的方式，一年又一年地采集动植物标本和哺乳动物化石。桑志华的考察行程主要集中在海河、黄河、滦河和辽河流域，最北端到达内蒙古满洲里，最东端到达黑龙江，向西深入到青海的布哈河流域，向南到达陕西省的太白山。他考察路线的总行程约50000公里，考察内容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民族学、经济学等方方面面。正是如此密集而艰苦的考察工作，造就了桑志华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

这些野外工作的收获，就放在崇德堂中。崇德堂是一座古朴的二层小楼，红墙灰砖，其中有居住区、一个小教堂和地下室。慢慢的，一个个房间全堆满了桑志华采集的“宝物”。到了1922年，已经占满了十三个房间，地下室也堆满了标本。为了不让宝物蜗居陋室，法国天主教会献县教区和法租界行政当局决定建立一所博物馆。

崇德堂的地下室和小教堂，当时标本就存放在这里。图片来源：摄于2008年，作者藏老照片。

很快，就在1922年，北疆博物院在英租界马场道建立起来。桑志华为它起了一个法文名字：Musée Hoang Ho Pai Ho，直译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指的就是天津的海河。在桑志华的筹备组织之下，北疆博物院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与国际上多个著名博物馆进行合作研究，发现了很多新的生物属种。

北疆博物院于192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后几经易主与更名，现在已经隶属于天津自然博物馆。而旧址现在位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校园内，整体建筑、标本陈列都保留着原来的样式。我们今天走进博物馆中，看看巨大的剑齿象头骨、完整的披毛犀、野驴骨架、三趾马、王氏水牛和各样的旧石器，就仿佛回到100年前，看到桑志华刚把它们放进展柜的样子。

观众若是参观过北疆博物院，也许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远古时代的哺乳动物化石，这也是桑志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今天在博物馆内陈展的动物化石主要包含了四个动物群：甘肃庆阳三趾马动物群、内蒙古萨拉乌苏晚更新世披毛犀动物群、河北原阳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和山西榆社上新世哺乳动物群。

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新生代哺乳动物群一共也只有五个，而北疆博物院就占有了其中三个（其中庆阳动物群除外）。

在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抢夺文物的时代，一个受外国政府资助的学者，坚持把化石发现留在中国，实属难能可贵。桑志华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拿掠夺在黄河-白河博物馆中所收藏的，从各地花重金收集到的文物……我坚持的一贯原则是，所有发现的这些世上仅有的古生物、文物必须要留在发现地。”

北疆博物院一楼的师氏剑齿象头骨化石，至今仍保留了当时的陈展样式。图片来源：摄于1970-80年代，作者藏老照片。

桑志华的人生充满着矛盾，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从事的工作却是为进化论积累证据，而像他这样的神父还不止一个。1923年，同样是神父身份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入了桑志华的研究团队。

说起这个机遇，也是十分巧合。桑志华发掘出大量的化石，为了准确地鉴定它们，桑志华将其中一部分寄给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布勒，后者转头将此任务交给自己的学生德日进。德日进在神学院宣传生物进化的思想，已经引起了教会的强烈不满，主教们甚至想把他逐出欧洲，防止他传播“邪说”。

而正巧此时，桑志华给德日进写了一封邀请信，请他到中国工作。德日进对中国出土的化石和旧石器十分感兴趣，于是欣然接受。二人随即组成了“桑志华—德日进法国古生物考察团”，开始进行更大规模的考察、发掘。对此，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占祥在纪念文章中说：

“中国今天有如此丰富的新生代晚期哺乳动物化石的对比材料，主要归功于桑志华和德日进。”

桑志华第一次见到德日进时，高兴得直跳脚。我们可以想象桑志华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帮手，内心有多激动。然而好景不长，德日进的导师布勒和桑志华首先出现了矛盾：布勒希望德日进担任考察队的领导，而桑志华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应是考察队的领导。而且之前采集的某些标本已经赠送给法国了（其中包括完整的一件披毛犀骨架化石），已经尽到了应有的义务。桑志华要求把其余化石文物留在北疆博物院，布勒同意了，但内心对桑志华不以为然，觉得他只是个带路的向导。

1928年布勒出版旧石器研究专著时，把桑志华的署名排在最后，桑志华自己说：“我之前没有看到初印稿，他们只给我一本复印本，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在书中，布勒对德日进赞赏有加，对桑志华的贡献却写得有悖事实，让他难以接受。两人矛盾由此激化，虽然最后布勒同意调换署名顺序，但自此以后再不理睬桑志华了。

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图片来源：作者藏老照片。

德日进起初看到桑志华在野外工作中的经验和才能，对他是十分敬佩的。两人首次合作到萨拉乌苏的考察非常顺利，收货颇丰。使得两人关系产生矛盾并决裂的诱因，还是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1929年德日进被聘为北京地质调查所荣誉顾问兼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员，开始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德日进的工作重心多少有些偏移到中国地质调查所，而桑志华认为德日进是自己的副手，领着北疆博物院的薪水，却不在这工作。一气之下，桑志华对德日进破口大骂。但是德日进的性格是十分谦卑文雅的，只是保持沉默。

说到底，两个人的志趣与性格殊异，桑志华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他追求的是标本的采集、整理和展出，而对细致的科学研究热情不高。德日进却正好相反，两人性格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合作关系破裂。

北疆博物院内展出的古哺乳动物化石。图片来源：作者摄。

桑志华与德日进分道扬镳后，他在中国研究事业也逐渐走向了尾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科考活动被迫停止，桑志华奉教会命令回到法国。他离开了心爱的北疆博物院，二十五年的考察之旅画上了句号。回法国后他继续钻研昆虫学，于1952年在法国逝世，享年76岁。法国为了表彰桑志华所做的贡献，为他颁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骑士勋章。

桑志华与德日进积累的“科学财富”仍旧留在中国，但开篇提到的河套人化石和庆阳旧石器却失踪了。

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以为馆内所藏河套人标本就是原件，直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院士裴文中来馆后，透露说馆藏河套人化石其实只是以假乱真的模型，真正的化石在抗日战争前后就已消失不见，具体下落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这枚化石在战前就已经被德日进等人送去了法国。

河套人牙下落不明，可同样是国宝的庆阳旧石器幸运得多。

2008年石核终于重见天日，当时标本馆工作人员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作者藏老照片。

当年德日进在报送标本给其他专家进行研究时，遗漏了庆阳旧石器，也一度忘记它到底放到哪里。此后的80多年里，中国的学者们再也没有见过这件石器。

有幸的是，2008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裴文中办公室的时候，终于找到这枚躲藏了80余年的石器。2020年，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亲自把庆阳旧石器放进展柜，它终于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

而此时，距离桑志华抵达庆阳幸家沟的那个夏天，已过去了整整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