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颈癌疫苗共同发明人中国科学家周健

撰文 | 海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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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杭州乍暖还寒，周健在一家工厂里忙得满头大汗。他卖力干活，试图掩盖杂乱的思绪。虽然在工厂干活比几年前的临安下乡劳动轻松许多，但他不甘心。

母亲在教育系统工作，从小对他心指导，希望周健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个人命运不得不融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

“儿子，高考恢复了，高考恢复了……”母亲兴奋地告诉周健。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春雷，周健的忧愁烦恼全被震跑。白天得干活不能请假，他就晚上努力苦读。197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周健考上了温州医学院，这一年周健20岁。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温州医学院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待改善。虽然条件简陋，但学习氛围很好。老师们认真教学，学生们刻苦学习。周健下定决心：我一定要争分夺秒，要把失去的学习时间都补回来。

周健特别重视英语学习，口袋一直装着英语手抄卡片。为了方便练习听力，他买来无线电元器件自己改装收音机，接收“美国之声”英文广播。每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学校操场的角落、大教室旁的空地时常能见到他专心学习的身影。

周健身高1.85米，阳光爱笑，成绩优秀。这样的学生在学校里，显得格外显眼，也引起了孙小依同学的注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孙小依坐船去买收音机。周健对电器很在行，所以孙小依也叫上了他。

在那条很小的船上，孙小依滑了一下差点落水，周健眼尖手快，一把抓住了小依。一种触电的感觉从手心传到内心，他们的手好久都没有松开……

几天之后，周健把一张小纸条放到小依手上，上面写着：“我们交往吧，我们不会影响学习的，我们比谁学习好。”

孙小依没有拒绝。周健灿烂地微笑，笑容在他脸上总是那么简单可以绽放。

通过英语学习，周建了解世界之大，开始具备了世界眼光，也有了更远大的目标。毕业前夕，同学们的志向都是当好医生，周健却说：“我想当科学家”。每次他一说，大家就笑他：“你吹牛吹太大了。”

周健笑着回答：“做医生很好，以前我也想做医生。现在我相信做研究有发明，能造福更多的人。”为实现梦想，周健开始了深造之路。

1982年，周健考入浙江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病理学家徐英含教授作病理学研究。两年后，他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师从沈琼教授研究食道癌。

然而，两三个月后，周健有个新想法：“能否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研究食道癌？”孙小依担心沈老师会反对周健的想法，没想到沈老师说：“你打破我的思想理念非常好，分子生物学我一点都不懂，但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学习。”

在北京病毒所，周健师从谷淑燕老师从事人类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1986年，周健双喜临门，获得博士学位，喜当爹——儿子周子晞出生。这一年，孙小依也借调来到北医三院眼科工作。

博士毕业后，周健选择进入北京医科大学，跟随病毒学家张乃蘅教授继续研究HPV。从这时开始，周健的命运就和HPV彻底交汇了。

HPV是一种DNA病毒，约有200多个亚型。该类病毒感染人体的表皮与黏膜组织，大多时候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但有些时候会引起生殖器疣，甚至癌症（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口腔癌）。

99.7%的宫颈癌都是因感染HPV引起，现在是常识了。然而，宫颈癌和HPV的联系却花了很多年。1974年，拉尔德·豪森提出了HPV是宫颈癌的病因。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新观点受到同行的冷嘲热讽。

历经10年，豪森终于从患宫颈癌的病人身上克隆到HPV16和18型病毒。HPV16和HPV18是导致宫颈癌的高危类型。2008年，豪森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1985年，弗雷泽博士毕业后，前往昆士兰大学任教。他决定从事HPV的免疫学研究。几年过去了，进展缓慢。他想学习分子生物学，试图在细胞中表达HPV蛋白，所以他想到了深造学习。1989年学术休假期间，他来到剑桥大学学习。

不久前，周健也来到剑桥大学，成为HPV研究先驱克劳福德接受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这一年，周健32岁，弗雷泽36岁，他们在剑桥大学相遇，他们的命运轨迹，终于重合。

佛雷泽所在实验室，正好与周健所在实验室紧挨着。由于周健的实验室主要研究HPV，弗雷泽有事没事就过来偷师学艺。他遇到基因克隆的问题就过去请教周健，周健总能帮忙解决问题。

两人常常利用喝咖啡的时间，交流各自的想法，惊叹彼此有着共同的话题和共同的兴趣。对于未来，他们甚至谈到可以通过合作来验证一些新想法。弗雷泽说：“如果宫颈癌是由HPV感染致癌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开发疫苗来预防这种癌症呢？”

全球宫颈癌每年新发病例近57万人，死亡病例约31万例。周健也逐渐认识到开发癌症疫苗的重要性，他对于弗雷泽身上的领导力也颇为赏识。

学术年假结束前夕，佛雷泽对周健说：“我邀请你和孙小依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起工作。我有一个实验室，并且我已经申请到很多经费，有条件对HPV进行深入研究。”

一位才华出众的病毒学家，一位经验老道的免疫学家，不可否认他们的结合是一种完美的搭档。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1988年，剑桥大学，周健在克劳福德实验室日夜忙碌。实验室资金多，设备好，导师也很喜欢周健。他只要有想法就能做，而且工作很有意义。周健希望孙小依能过来帮忙，克劳福德给了孙小依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

就这样，孙小依从中国来到周健身边，成为他的助手。周健主意多、很有创造力；孙小依心细手巧，做实验很有条理。

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岁月里，他们不但在生活上相互扶持，而且在实验室里配合默契。周健只要往哪里看一眼，孙小依就知道他需要什么。

这种默契不但让周健感到幸福，而且也让同事们羡慕不已。在剑桥大学，同事们称周健夫妇为“神奇手指”——什么难事到了他们手上都能解决。

弗雷泽也是看中了周健夫妇的能力，所以多次盛情邀请。哪怕周健的儿子和父母在中国，哪怕当时给中国人办理签证很艰难……

弗雷泽克服种种困难，花了一年时间终于说服昆士兰大学为周健夫妇提供职位，并安排好他们的儿子和母亲。

1990年，周健已无后顾之忧，便携全家来到昆士兰开启新的征程。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备出HPV疫苗？

减毒或灭活疫苗已经成功应用于很多病毒的预防，如天花，乙肝、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等。周健想要制备HPV疫苗的话，第一步需要在体外培养这种病毒。这是一个硬骨头，世界上很多科学家早就想拿下这个肿瘤疫苗这个圣杯，但毫无进展。

难点就在于HPV是一种很小的DNA病毒，一旦感染上皮细胞，它就会将自己的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的基因组。周健尝试过很多种办法，确实很难。半年过去了，也没有办法在体外培养病毒。

拿不到病毒，疫苗谈何容易。如何制备疫苗这个问题，在周健的脑海中从未想过放弃，他时刻都在琢磨突破口。

1990年，在一个温暖的夏天晚上，周健哄完小孩睡觉后，他和孙小依一起散步。周健突然停了下来，他的脑海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理清楚思路后说：“我们现有的L1、L2（HPV病毒衣壳蛋白）表达很好，纯化得也不错，何不把这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加上一定条件，看看有没有结果？”

孙小依笑道：“哪有这种可能，将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别人早就看到病毒颗粒了，还能轮到我们吗？”两个星期后，周健问孙小依这个实验进展如何。孙小依说：“我当时是记下来了，但我觉得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这哪里是玩笑，很认真的，试试看，将两个HPV衣壳蛋白放在试管里，看看两个蛋白能否组装成病毒。他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谁知道收获了一道“幸福的闪电”。

半个月后，在一个狭小黑暗的屋子里，周健和孙小依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两个蛋白的混合物。他们反复确认，不大敢相信结果——两个蛋白真的组装成一个病毒样的颗粒结构。

周健也傻眼了：“我们真的合成了一个病毒颗粒。”他们共同在场见证幸福闪电的降临，这成为了他们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周健把这个结果告诉弗雷泽，他的眼睛像通了电的灯泡，突然亮了，一直沉着的脸露出了笑容。不经意间，他们不经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周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病毒样颗粒里面没有病毒基因，所以没有感染性，不会让人生病；但病毒样颗粒表面有很多抗原，进入体内可以激活免疫系统，产生免疫记忆和免疫保护。

那些杀不死你的，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这不就是HPV疫苗吗？正如他们所期待的一样，病毒样颗粒给试验动物接种，诱发了免疫反应。1991年，周健和弗雷泽把这一成果发表在《病毒学》期刊上。当年6月，他们申请了发明专利。

1991年7月，美国西雅图，骄阳似火，人乳头状瘤病毒国际会议如期举行。周健和弗雷泽宣读合成HPV病毒颗粒的论文后，听众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响应。一部分人激动地认为：如果这样能合成病毒颗粒的话，那么HPV疫苗指日可待了。

另一部分人对周健提出质疑：结果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就这样合成病毒了呢？病毒样颗粒和真实病毒不同，不一定能成为疫苗。周健感受到不尊重，但他相信实验结果真实可靠。

面对争议，大会主席豪森发表总结性发言：“哦，今天我们多么高兴，看见年轻的科学家站在我们的讲台上，讲述他们自己的新发明，尽管有许多争议，但我认为，这种新发明是我们HPV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周健听完豪森的话，内心得到很大的激励。回到家后，周健向孙小依说导：“豪森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心里的不快很快消失了，还是有真正的科学家懂得我。”周健他们在动物试验之后，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

他们开始面临新挑战，因为人体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成本巨大无比。昆士兰大学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先后和澳洲生物技术公司，美国默沙东公合作，开展全球性多个国家的临床试验。

1994年，周健来到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继续HPV研究。他说：“人要不断流动，学习新知识，武装自己。”

在周健的鼓励之下，孙小依参加芝加哥眼科资格考试，因此回到眼科临床。过去8年，孙小依作为周健的助手，他们的爱情足迹遍布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

虽然周健一直漂泊，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来自哪里，他的根在哪里。从温州医学院读大学开始，他保持争分夺秒的勤奋，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到后来，他立志要成为科学家。

当他成为科学家以后，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想办法帮助中国科学。

1994年，周健刚来美国不久，听说温州医学院副院长瞿佳在美国波士顿学习。虽然科研压力很大，但是周健主动联系瞿佳，并寄来往返飞机票。在见面的几天里，他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帮助母校开展科研，每天晚上他们都聊到两三点钟。

此后的几年里，周健促成了温州医学院和昆士兰大学的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当时，温州医学院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帮助母校开展前沿的研究，周健从美国寄来了研究所需的试和研究文献等。实际上，周健并不富裕。

对于周健的拳拳之心，满头银发的母亲回忆道：“在国外，他什么好的都不舍得吃，把省下来的钱买试剂寄回学校。他就是这么爱他的母校。”周健很孝顺，母亲一直跟着他生活，从中国到美国和澳大利亚。

1996年，昆士兰大学多次邀请周健回来，并提供更高的职位。周健带着家人回到澳大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自此，周健真正独立，他准备大干一场。他踌躇满志地对老同学瞿佳说：“虽然我在本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决不满足，还要在《科学》、《自然》这样的顶尖刊物上也发表论文。”

如果一切按照周健的目标发展，他一定会成为世界最受人尊重的科学家，再也不用受人质疑。周健一周工作7天，每天都很晚才睡觉。孙小依心疼周健，经常和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然而，周健根本停不下来，这种刻苦从求学时期保持至今，但他不知道身体已经埋下了隐患。

看到周健日夜操劳，小依时常想起1987年的冬天，她去河南医科大学听周健的博士论文答辩。她抱着着两个月大的孩子来到郑州，在郑州火车站中，她简直认不出眼前的丈夫。周健脸色青黄，身体瘦得像一根芦苇，在刺骨的寒风风中颤抖。

原来周健为了准备答辩，连续3周没有出实验室，每顿都是方便面加大白菜。孙小依从同学那里了解实情，心疼地流下了眼泪。此后，她用心用力照顾好周健、孩子以及周健的母亲，让周健没有后顾之忧，专注于科学研究。

随着各种疫苗的应用，人类历史上天花、霍乱、结核和鼠疫等众多不治之症都得到控制了。然而，癌症成为了众病之王，成为了人类苦难之一。天下苦癌症久矣，能否开发疫苗预防癌症，拯救人类走出苦海？

2005年底，纽约的街头，凛冽的寒风一阵一阵地吹过。弗雷泽接到制药公司的消息：宫颈癌疫苗临床试验成功了，疫苗将于不久后上市。弗雷泽立即打电话给孙小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癌症疫苗是周健和孙小依发明的，但孙小依却高兴不起来。如果周健能看到这一天，该有多好。

时间回到1999年3月，周健按计划回到温州医学院，指导正在进行的疫苗临床试验。临走前，孙小依劝说周健：“最近你日夜写基金，太累了，还要两地奔波，我舍不得你这么辛苦。”周健带着赤子之心踏上了归途。

1999年3月8日，周健刚到达杭州机场，他就给孙小依报了平安。儿子周子晞在电话中撒娇：“爸爸，这次回来你给我带什么礼物？带我买一个最新的乐高玩具吧？”周健说：“没问题，我肯定给你买回来。”

第二天，1999年3月9日，周健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过度疲劳，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这一年，周健年仅42岁。看到这种突发情况，温州医学院院长瞿佳悲愤不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为征服人类疾病而日夜奋斗的科学家，却因当代医学的无能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最不能接受这个消息的，是周健的家人。孙小依性格温柔，习惯顺从和依靠周健。周健病逝后，孙小依整个人都垮了。

事发太突然了，她很难相信周健真的离开了，永远的离开了。周健的老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也很难过，但她努力鼓励小依要坚强，孩子才十来岁，我们必须坚强起来。

孙小依慢慢变得坚强，她后来回忆道：“是周健给我力量，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懂得怎么去爱别人，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

她知道，周健生前努力帮助温州医学院和昆士兰大学的合作，希望癌症疫苗有朝一日造福中国人。周健走后，孙小依和儿子周子晞成立了“周健基金会”，希望实现周健未竟的事业。

周健的早逝也让弗雷泽增加了一份特殊的责任：“中国是周健的祖国，宫颈癌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确保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能获得周健和我合作发明的这种疫苗。”

2006年6月8日，世界上第一个癌症预防疫苗——佳达修获得美国药监局批准上市。它用于预防因HPV感染引起的宫颈癌、生殖器癌前病变及尖锐湿疣。

2006年8月28日下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亚历山大医院，弗雷泽为一对少年姐妹接种了世界第一支癌症疫苗。孙小依和儿子周子晞在场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癌症疫苗是人类与癌症斗争史中，最大的里程碑之一。根据世卫组织2020年底发布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如果成功实施疫苗接种、筛查和治疗，那么到2050年可以减少40%以上的新病例和500万相关死亡。

预防永远大于治疗。如果实现有效的群体免疫，那么人类将有机会战胜癌症，就像当年消除天花一样。

2017年5月18日，四价HPV疫苗佳达修获得中国药监局的批准，在中国批准用于20至45岁的女性接种，适用于预防由HPV16和HPV18导致的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和原位腺癌。

这一天，距离人类接种第一支宫颈癌疫苗11年；这一天，距离周健第一次合成病毒样颗粒27年；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上癌症疫苗。

真正的智慧是把问题解决在未发生时。虽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但避免危机的人比拯救危机的人更加值得记住。因此，我们要记住一位对科学、以及全世界妇女的健康和幸福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科学家。他的名字是——周健。

为了铭记周健，温州医学院和昆士兰大学都为他竖立了雕像。2014年5月25日，温州医学院校园，周健一家人第一次看到这座雕像。雕像正是对事业充满执着，对家人充满关爱，对祖国充满深情的周健。

92岁的母亲在孙子周子晞的搀扶下，抱着周健的雕像，将头埋进周健的胸口，然后举起手，颤抖地轻抚着周健的脸庞。这位白发老人呢喃着，泪水从眼眶溢出。

“儿子，我来看你了。”

1. 病毒致癌学说：部分癌症由病毒引起。致癌病毒包括：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人乳头瘤病毒（HPV），HIV、EBV、卡波济肉瘤相关疱疹病毒、梅克尔多元癌细胞病毒、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

2. HPV病毒不仅会导致宫颈癌，还和90%的肛门癌、50%的阴茎癌、20%的口腔癌和尖锐湿疣密切相关。

3. 预防，永远大于治疗。如果这种癌症由病毒引起，意味着可以通过疫苗来预防。如HPV疫苗可以预防宫颈癌。

如今，国家、社会、科学、医学以及家庭等各个层面都对癌症治疗投入巨大。相对而言，癌症预防和筛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避免危机的人比拯救危机的人更加值得记住。癌症医学史上最大的突破不是创新药，而是疫苗。

真正的智慧是把问题解决在未发生时。

制版编辑 | M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