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佛·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图片来自hhmi

撰文 | 詹妮佛·杜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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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从纽约的冷泉港实验室启程回家。在那里，我参加了关于CRISPR基因编辑的第二次年度会议。我的电脑上有这次会议的摘要文集，以及我跟其他人会谈时所做的笔记。这次会议有400多人参加，不仅有学术界和合作实验室的成员，也有医生、记者、编辑、投资者，以及关注遗传病的公众。在过去几年，每次我在许多大学和基金会做报告之后，都会遇到类似的人群。这些人代表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利益相关人，他们的生活会直接受到基因编辑技术的影响，他们也会影响这些技术在未来的应用。

在冷泉港的时候，一位学生—看得出怀孕了—走过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问我是否可以总结一下我作为科学家和母亲是如何亲身经历CRISPR革命的。想到了这些年我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不禁哑然失笑。不过，我还是试着回答了她的问题。

这是一次过山车之旅，中间的许多波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经历过纯粹发现的快乐，那种“有所发现的乐趣”（物理学家费曼语）。我跟儿子感叹过，细菌居然也会动员蛋白质来识别并破坏入侵的病毒，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又找到了做学生的感觉，重新学习跟人类发育有关的课题，并思考相关的医学、社会、政治、伦理议题。我也重新发现了我的丈夫是何其特殊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睿智、可靠的伴侣，可以游刃有余地管理一个世界级的研究型实验室，帮助儿子完成他搭建火箭的最新尝试，并跟我解释如何向美国的专利与商标局递交法律文件。他还做得一手墨西哥蘑菇馅饼，对意大利基安蒂红酒也品味不凡。

在过去4年里（事实上，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里），我一直都很荣幸能跟世界上最顶级、最优秀的科学家共事。在我的实验室，我幸运地受益于无数学生、博士后和研究科学家的不懈工作，包括Blake Wiedenheft、Rachel Haurwitz、马丁·耶奈克，以及本书的合作者—塞缪尔·斯坦伯格，正是他们每天在实验室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验。在实验室之外，我有幸结识了科学界光芒万丈的人物，比如保罗·博格和大卫·巴尔的摩，他们为如何在公共空间展开有关基因编辑社会影响的对话指明了道路。我还遇到了一些卓越的合作者，包括吉莉安·班菲尔德和埃马纽埃尔·卡彭蒂耶，她们激励我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

当然，合作会给科学研究增添一些润滑剂，但竞争往往才是驱动科学进步的引擎。健康的竞争是科学进程中的必要环节，也是许多最伟大发现背后的动力。但是有时候，我自己也为CRISPR研究领域中的竞争白热化程度所震撼，惊叹于短短几年之内这个领域就已经天翻地覆，影响力遍及全球，深入到生物学各个研究领域。

事实上，科学的两极—竞争与合作—既决定了我的职业，也塑造了我的性格。特别是在过去5年，我经历了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从深厚的友情到恼人的背叛，我也从中汲取了教益，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我看到，人类必须有选择地控制自己的追求，否则就会被自己的追求控制。

我也开始意识到，走出舒适区，参与更广泛的公众对科学的讨论是何等重要。当前，公众对科学家工作的不信任正日益加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科学是否真的在解释世界、造福世界。当人们不承认气候变化，拒绝给孩子使用疫苗，并坚持转基因作物不适于人类消费，这不仅表明了他们对科学的无知，也反映了科学家与公众交流的失败。类似的抵制CRISPR的声音已经在法国和瑞士出现，这些人抗议所谓的“转基因婴儿”。除非我们跟这些反对者及时对话、沟通，消除误会，否则不信任就会日渐加深。

对于这些交流失败的情形，科学家也负有部分责任。我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实验室里走出来，跟公众讨论CRISPR的意义，虽然有时我希望自己更早一点就这么做。我越来越感到，科学工作者有责任更积极地参与讨论科学在社会中应该如何被使用。今天，科学已经走向了全球，材料和试剂由统一的供应商提供，全球信息共享使得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享研究成果。我们需要确保科学知识，无论是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还是在科学家内部，都自由流通。

鉴于基因编辑对人类和地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打通学界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渠道更是格外重要。唯独演化才能塑造生命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现在，我们有能力对其他生物的遗传组成和丰富多彩的生命特征发号施令。事实上，我们正在把过去亿万年里塑造了地球上各种遗传物质的那套又聋又哑而且盲目的系统逐渐替换成人类指导下，有意识、主动的演化体系。

然而，对于这个史无前例的巨大责任，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说控制我们的遗传命运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那么试想一下，具备了这种能力而不去试图控制它会有怎样的后果—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想法，简直无法去想象。

如果说目前有什么因素阻碍了我们应对这项挑战，那就是交流壁垒。我们必须打破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壁垒，避免误解与无知肆无忌惮地传播。

我热切地希望，我们可以激励下一代科学家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深入、更坦诚地参与公众对话，希望他们在决定如何使用科学与技术时秉承“平等讨论，不摆架子”的风气。这样，科学家就可以重建公众对我们的信任。

目前已经有了一些进步的迹象。最近几年，开源运动使得许多学术刊物允许公众免费浏览，网上开放课程也使得世界各地不同年龄的学生可以接触到一流的教育资源。这些趋势都是好的，但是还不够。教育机构需要重新思考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以及学生如何把所学的知识用来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

我也鼓励我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世界上顶尖的公立学校之一组织跨学科会议、课程和研究课题。通过创造机会让科学家、作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围绕着现实世界里的问题合作，那样我们就会提升表达能力，更好地向普通公众解释我们的工作和学科。我认为，这也会鼓励学生对不同的学科有更开阔的视野，并使他们活学活用知识来解决问题。完成一个想法总是比提出一个想法更为困难，但是我感到身边的同事们对于这些跨学科项目的兴趣越来越浓。说来不可思议，CRISPR技术也许可以为此助力，因为它涉及了许多学科：分子生物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

无论科学家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直面工作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也需要更细致地交流工作内容。最近，我在硅谷跟一群技术天才们吃了一次午饭，席间，有人说道：“给我1000万―2000万美元和一批高智商的人，我可以解决任何工程难题。”显然，他对解决技术难题有一些心得（他们的确也有一连串成功的故事），但是，讽刺的是，这样的办法不会诞生出CRISPR技术，因为后者是由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驱动的。而且，我们创造这项技术并没有花费1000万―2000万美元，但是它的确需要我们对细菌的适应性免疫的生物学与化学基础有透彻的理解，虽然这些看起来跟基因编辑毫不相干。然而，这不过再次证明了基础研究—即为了理解自然世界而进行科学研究—对于开发新技术的重要性。毕竟，大自然比人类做实验的时间要久远得多。

如果读者能从本书中学到什么重要的信息，我希望是：人类需要继续通过开放性的科学研究来探索周遭的世界。如果不是亚历山大·弗莱明有机会利用金黄色葡萄球菌进行简单的实验，青霉素世界的大门就不会向我们敞开；如果不是我们从嗜热细菌中分离到DNA内切酶、DNA聚合酶，我们也无法进行DNA重组和DNA测序，这都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奠基性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同事和我在探索解决细菌如何对抗病毒感染这样的基础性问题，我们永远也不会创造出CRISRP这种惊人的工具。

CRISPR的故事提醒我们，技术突破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因此，重要的是让我们对自然的好奇心引领我们前进。但是，CRISPR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科学家和公众需要一道为科学的前进和科学结果负责。我们必须继续支持各个领域的科学得出新发现，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拥抱这些发现，并主动担负起由此而来的责任。因为，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科学进展不会等到我们准备好了才出现。每一次我们揭开大自然奥秘的一角，它就代表着一个实验的结束，以及更多实验的开始。

詹妮佛·杜德娜，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