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红专栏|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二)-专栏-知识分子

王丹红专栏|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二)

2017/01/12
导读
编者按:十年浩劫不期而至,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一大批为共和国科学事业奠基的科学家惨遭批斗、折磨,备受屈

编者按:


十年浩劫不期而至,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一大批为共和国科学事业奠基的科学家惨遭批斗、折磨,备受屈辱,有的含冤离世。正在大西北参加导弹热核试验的郭永怀出差返京时不幸飞机失事,李佩被无辜诬陷为特务并受到大字报批判,尚未初中毕业的独生女儿郭芹则只身到黑龙江插队作知青……


当时代的潮水退去,那些在个人无法抹除的记忆里呈现的历史真实,是不能被忘却的。




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



目录:

(一)

1  百花的冠冕
2  黄金岁月

(二)

3  那时繁华
4  十年浩劫
5  痛失吾爱

(三)

6  心中乾坤
7  中关村之恋

(四)

8 为了忘却的记忆




(二)

3 那时繁华
那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李佩里里外外地忙碌,郭永怀仍日理万机且时常出差,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


那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李佩里里外外地忙碌,郭永怀仍日理万机且时常出差,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


1957年4月,在“西郊办副主任”李佩的努力推动下,一个为高级知识分子服务的茶点部在中关村福利楼开始营业。茶点部名震一时,出售奶油蛋糕、黄油起酥、苹果派和各种式冷热饮等,是当时海淀区唯一做西式糕点的地方,周边大学的教授们常来买蛋糕或面包等。


经过六十年的风霜岁月,中关村三幢小楼在蒙蒙雾霾中静静伫立,当年郭沫若和钱三强在小花园里种植的雪松如今参天挺拔; 由于缺乏相应的维护和保养,青砖灰瓦大理石雕花阳台和朱红色木格花窗的小楼,布满尘埃,灰暗斑驳陈旧;楼前凌乱地停放几辆旧自行车,墙面和楼道口张贴着许多小广告,几位老人坐在花台上闲聊……


如今,当年楼里的主人们大多已驾鹤西去;也许,李佩是至今仍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主人。


李佩的家是南北对称的四室两厅。进门,右手南面是带阳台的客厅,左手北面是带阳台的厨房和餐厅,以及有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卫生间;与客厅相连的走廊两边,是四间卧室,朝南的主卧室里有大大的木门壁橱,隔壁就是郭永怀的书房。


如今,对李佩来说,这套房子与50多年前的模样相差不多:客厅里的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是回国时父母补送给她的嫁妆,硬木花格架、长条形茶几和钢琴以及书房里的酒柜,是她和郭永怀一道买的。所不同的也许是,当年客厅的地面铺满了精制纯羊毛地毯,现在涂的是暗红色油漆,郭永怀的书房成了她的书房。


当年“特楼”里的孩子们已过花甲之年,离开了这里。最近,他们中一些人重返故里,寻找那时的吉光片羽。其中,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的儿子蔡恒胜和无机化学家、物理化学家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合作,从2008开始,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寻访当年的长辈和儿时的玩伴;他们排除万难,组织小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们写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1957年初,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调任中国科学院综考会副主任,他的家搬到了中关村13楼106室。在顾准儿子顾南九代表五兄妹执笔的《顾准一家在中关村13楼》中写道:


“我们就从(母亲汪壁所在单位)建筑工程部宿舍搬到了中关村。中关村宿舍比建工部宿舍面积大了不少,里面的设施也高级了许多。”


“我们刚从上海到北京时,感觉北京比较‘土’,但在中关村‘海归’科学家们面前,自己就成了‘土包子’。邻居们互相之间很客气,彬彬有礼,妇女们互相称‘太太’,每天傍晚,楼上某家就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清晨楼上地板嗡嗡响,大人说这是‘吸尘器’的声音,是从外国带回来的……这样的消费水平,比国内一般人超前了20年。”


郭永怀一家三口的居家生活。


因为父亲是地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1959年,六年级的小学生边东子随家人从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中老胡同,搬到了中关村13楼104室。刚到中关村的他,觉得什么都新奇:“除了房间多,最主要是有暖气,生活设施齐全……在我眼里,这里的灶也很先进,白瓷砖砌的,用的是煤块,灶上有一个水箱,做饭时热气上去就把水烧热了,可以洗澡,13、14、15楼都是这样的……三个楼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缸,这在当时是高档住宅的典范。”


那时的中关村,科学、文化和生活的气氛都很浓厚。在边东子家所在的单元里,三楼杨嘉墀的夫人徐斐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钢琴教授,一楼汪德昭夫人李惠年是声乐教授,“钱学森住在14楼,较早住到这里的人还听过他夫人蒋英的歌声。”


边东子说,“在我们这个门洞里,除了我们家,家家都有钢琴,关键是会弹。”他发现,中关村留学归来科学家们没有什么特殊,“杨嘉墀、郭慕孙、陈家镛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和别人一样骑自行车。如果有不一样,就是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很漂亮,有加快轴、速度表、里程表。”


夫人们也将美国自带菜肴的potluck聚会方式带回了中关村。边东子写道:“我们这个门洞的六家,可能是这三个楼里邻居来往最多的,关系最好……早先,这个门洞礼拜二或礼拜三,反正每年礼拜都有一个聚会,一般是自己做几个菜,这周是张家,下周是李家,这个时候大人聊天,孩子们就凑到一块玩。”


蔡恒胜在回忆中写道,儿时的玩伴KeiBir的爸爸是中科院化工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妈妈是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叶文茜,他们全家1950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了一辆儿童自行车,KeiBir经常在15楼和14楼前的马路上骑着玩,还很大方地借给别的小孩玩; 14楼的动物学家秉志回国时也带了两儿童自行车。钱学森刚回国时住14楼,他的7岁的儿子钱永钢和6岁的女儿钱永真也经常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玩。蔡恒胜去过钱家,“他家让人感觉很高雅和洋气,有时还能听到优美动听的琴声,那是他妈妈蒋英在弹奏。”


蒋英曾在欧洲留学10年,学习德国古典音乐和女高音歌唱,她与钱学森于1947年9月在上海结婚,12月,她来到钱学森工作所在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是礼物是一台德国制造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从美国到中国,这台钢琴伴随着蒋英一生。


西郊办公室向中科院领导打报告为中关村第一小学盖教学楼;组织研究所职工在中关村南区各宿舍楼间义务植树;参与了中关村文化娱乐俱乐部——‘四不要’礼堂(不要柱子,不要梁,不要钢筋,不要水泥使用新兴的建筑材料采用炼钢的一种空转体建成,全国4个试点工程之一。现经改造后更名中关村礼堂)的建设,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率剧团到这个礼堂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舞台演出。


任知恕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他在《相交多年岁月长 眼看红紫早晚开》的文章说,中关村“福利楼”承载着李佩的艰辛和努力,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见证,见证了中关村的建设,见证了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也见证了李佩对“西郊办”的贡献。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成立,郭永怀担任科大化学物理系首届系主任,不久后,李佩也到大学教授英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化学物理系马兴孝教授,在1963年成为科大首批研究生,40年后他在中关村对我说:“我做了一个统计,在一个星期以内的课堂里,李佩没有穿过相同的衣服,她的服饰非常漂亮,可以想象她年轻时是多么美丽!”


力学所研究员王克仁1964年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他在文章《李佩先生引我走进英语殿堂》讲述了李佩在英语教学中的独到之处:她选用许国璋编的《英语》第3、4册,引导大家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邀请学生在到家里,给大家放唱片、有音乐戏剧更多是英文歌曲,“我们喜欢李先生的每一堂课……她每次优美地朗诵,常使我们十分神往。”


那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李佩里里外外地忙碌,郭永怀仍日理万机且时常出差,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我们回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是真正能发挥做了一个才智的时候,我们这些家庭多是从国外回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小孩也差不多,成天生活在一个楼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


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1955年搬到中关村15号楼213号,他的女儿陈雅丹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说:


“我是科学院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常想起那些清贫快乐的日子…..我怀念50年前在中关村的时光,怀念那里静静的朝霞和夜晚三座楼里久久不灭的橙色灯光,它们淡定醇厚,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芒。”



4 十年浩劫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我知道受到冲击而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楼的‘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14楼的真菌专家邓叔群,15楼的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
——蔡恒胜 《我的科学家叔伯们》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血雨腥风,焚书坑儒,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


“文革”开始时,边东子已经上高中了,“当时印象最深是邓叔群家被抄家,抄了很多东西,就在门口烧,因为邓叔群是邓拓的哥哥,那时邓拓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就株连到了邓叔群。可以说,从邓叔群家被抄之日起,中关村的劫难、‘特楼’的劫难就开始 了。”


邓叔群是微生物学家,1923年在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学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首先提出生态平衡理论;1939年出版用英文撰写的我国最早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特级研究员、副所长, 1955年选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叔群的生命终止在68岁。他的五位子女在文章《一个大写的人》中记录了父亲的临终情形:“1970年5月1日,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14号楼102号的一个房间内,只有几件经数十次哲学家劫余后的破旧破旧家具,邓煌、邓刚和母亲围坐在一起静静聆听一位卧床老者虚弱的声音。在‘医疗卫生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下,经历了四年炼狱般的身心摧残,老者已奄奄一息,也许意识到生命将尽 ,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内外伤痛,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我要把《蘑菇谱》重写出来,要实现微生物炼油、探矿、荒山造林,我要……”


“文革”中,“特楼”被认为是特权,学者们被说成是“土豪”。于是,三幢特楼中几乎每家都挤进了好几家人,这叫“打土豪 分田地”,“特楼”沦落为“大杂院”。数学家王元院士在其著作《华罗庚》书中对熊庆来一家有一段描述:


“在华罗庚安排下,应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邀请,客居法国8年的熊庆来于1957年6月8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入住中关村最好的宿舍13楼101室:这个单元有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一间餐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1966年,风云突变,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突然来临,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有4家新结婚的户被分配到熊庆来家,于是客厅餐厅三个卧室,每家住一间,王元家也是这四家之一,那是他已是副研究员也受到批判,但总算‘仁慈’,给了他一间十平方米的餐厅,他家在这个餐厅里一共住了5年之久。”


“1969年2月3日夜晚,随着一声喊叫,熊庆来断气了。据家属说,他白天还在写’检查’,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华罗庚得知恶耗,不顾当时自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赶来熊庆来家……”


赵九章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10月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卫星设计院院长。


蔡恒胜在“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的文章中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九章的女儿赵燕曾和赵理曾在缅怀父亲母亲的文章中说:“他的遗体,不知是在哪里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灰烬不知飘向何方,荡然无存。”


“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经过漫长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1999年9月18日,赵九章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马北北是“特楼”第三代。1960年,母亲将5岁的她送到中关村15楼的外公外婆家。她的外公陈宗器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地磁学奠基人。在外婆家不久,外公就病故了,她跟着外婆住了十年,直到1969年秋天,外婆随舅舅到陕西省长安县。


“文革”中,马北北目睹红卫兵在13楼一层汪德昭家抄家:“他们在汪爷爷家里乒乒乓乓地砸东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书和黑色玻璃似的碎片满地都是,那黑色碎片是唱片。


“与其抄家还不如把书卖了。一天,收废品的来了,各家各户都去卖废品。排队时,我看见钱三强爷爷也搬下来一些旧书,这时,正好有几个北大物理系学生路过,他们对钱爷爷家的外文专业书籍十分有兴趣,便站着看起来,并轻声问钱爷爷能不能把这几本书送给他们?只见钱爷爷默默地翻开书,把写有自己名字的一页撕掉了,然后把书一一给了这些北大的学生。”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饮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中说:


“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女子女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埋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吧!’”


“大约对父亲而言,最遗憾的是自他1950年从国外归国后,16年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因为他年轻时代开始,便把中国特殊的冶金与农业需求定为他的科研中心,他在国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研究方针,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而‘文革’又最终剥夺了他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


悲剧同样降临在李佩身上。


郭永怀一家1953年在美国。


5 痛失吾爱


“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李佩先生。”
——顾淑林


“文革”开始时,15岁的郭芹尚未初中毕业,即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黑龙江白城插队落户;李佩在中科大被诬陷为“美国特务”。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文革’时他们的家没有被人闯入,但他们还是请了朋友、力学所的力学家林鸿荪和夫人杨友(原名杨友鸾)住进了家中的客厅。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向首都机场降落时失事起火…….当人们将郭永怀与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警卫员牟方东分开时,发现郭永怀携带的绝密数据公文包夹在他们的胸前,毫无损坏!


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两个多月的丈夫的电话,告知他第二天回北京。12月5日,她在家里一等再待,却没有等到回家的人,傍晚家里突然来了来了20多个人,她一下就知道出事了!


郭芹还在农村插队。顾淑林是当晚力学所安排到李佩家陪伴的两人之一,她1965年9月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力学所做郭永怀副所长的助手,虽然当年也住在13楼,但她从未见过李佩,她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来到郭所长家里,这也是我和郭夫人第一次见面,没想到竟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娇小秀美,从神情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极其镇静,大家见到后几乎没说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晚上我们留在他们家里过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间房间。整整一夜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一边默默地想这个打击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过这一夜,一边准备着如果需要我为她做什么我可不能反应迟缓,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李佩先生。”


196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向海内外报道了郭永怀遇难的消息,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他烈士称号,追悼会同日在八宝山举行。张可文曾在力学所担任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她在《我心目中的李佩先生》一文中回忆追悼会的情形:


那时李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就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想坐到她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边东子在《记忆拼成的画卷》中写道:“那些时候,常听到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这一年,郭永怀59岁,两人结婚20周年。


问君能有几多愁?当郭永怀频繁在往来于北京和西北基地、为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时,他是怎么忍受着妻子被无辜诬陷为特务并受到大字报批判的痛苦、忍受着尚未初中毕业的独生女儿到黑龙江插队作知青的残酷现实、忍受着同窗好友的悲惨遭遇!我们再也无法获知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办完郭永怀后事,李佩仍然在单位接受审查劳动,郭芹自愿回到插队的地方。1970年,郭芹生病回北京家中休养,李佩则于1970年初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留下郭芹一人在北京。


李佩在合肥呆了6年的时间。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在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来往信件也要被检查,不能工作,只是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1973年后,过年时被允许回家,没有硬坐票,她曾坐在车厢的地板上回北京。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生,来自各研究所的外派人员集中到科大培训英文,李佩被抽调教英语。1975年,中国科学院时任秘书长郁文到合肥出差,偶然遇见李佩,十分惊讶她怎么还在合肥,而且还在接受审查。1976年暑假,李佩奉调回北京,她专门买了一张软卧车票。


2003年初,我在李佩家采访时,她说:科大是一个令她人伤心的地方,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一次路过合肥看望朋友外,她再也没有回过科大。


2003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到李佩家,临走时她让我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帮她放入一个箱子中,我问:“这是什么?怎么这样沉?”她笑着说:“你就不要问了。”几天之后,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见图片新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举行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暨首届郭永怀奖学金颁发仪式!。图片是科大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校长朱清时和李佩在捐赠仪式上。恍然大悟:原来经过我手的那个包裹里装的是郭永怀先生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


四年后,2003年9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45周年之际,李佩亲自将郭永怀的奖章捐赠给科大!


往事如烟似梦。看着那张新闻图片,我不禁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李佩在28年后跨越心灵障碍、决定重回科大并捐赠郭先生的奖章?



本文系《知识分子》专栏作者王丹红长篇报道《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之二。回复数字“20”提取系列文章。

下期文章继续讲述渡尽劫波的李佩,用生命的力量,孜孜不倦地践行自己和丈夫的为国家育人的理想。

本文部分老照片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李伟格提供,特志感谢。


近期热文

输入数字编号阅读近期热文:

【157】突破CT极限:如何发现早期肺癌的苗头?

【149】12年了,5万美元奖金还没分配出去:屠呦呦与国家科技奖励办的纠葛(续)

【  7  】史料揭秘 :屠呦呦与国家科技奖励办的一次纠葛

【 22 】数学有多美?看看这位法国奇男子怎么说

【192】独家 | 事关下个诺贝尔奖:美国科学界激辩基因修饰技术英雄榜

【189】谢宇:中西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社会特色




参与讨论
0 条评论
评论
暂无评论内容
订阅Newsletter

我们会定期将电子期刊发送到您的邮箱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