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nstein, photo from 1921，图片来源：wikipedia

撰文｜施郁（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责编｜李晓明

1922年冬天，爱因斯坦在访问日本的来回途中，都在上海短暂停留。其实，在7月份，爱因斯坦还曾与蔡元培等人相约，在访问日本之后正式访问中国。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在当代，对这段历史，戴念祖先生最早作了研究[1,2]，后来胡大年先生也作了研究[3,4]。  

笔者研究了爱因斯坦本人的日记和信件[5]，有一些新的发现。下面以此为依据，综合其他各种资料，厘清主要事件和因果关系，最后表达笔者的看法（本文中，除了因为没有外文文献而引用中文文献外，对外文的引用均由笔者译自英文）。

1 北大对爱因斯坦的邀请

1920年9月11日，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因为听说爱因斯坦在反相对论的混乱中有离开德国的愿望，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但是爱因斯坦没有接受。

1921年3月16日，蔡元培访德期间在当时留学柏林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同下，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示他将访问美国，当时不能到亚洲，但是乐意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

在柏林留学的北大教员朱家骅代表北大继续与爱因斯坦商讨，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爱因斯坦说，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这段交流是从朱家骅3月21日的信得知。笔者判断，应该是在蔡元培拜访爱因斯坦后不久，因为爱因斯坦1921年4月至5月就去访问美国了。

1922年3月，上任不久的驻德公使魏宸组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询问条件。爱因斯坦还为此事走访了中国领事馆[5]。

3月20日，爱因斯坦夫妇举行了一次家宴，家宴结束后，爱因斯坦告诉凯斯勒公爵（Count Harry Kessler），他已经接受邀请去中国和日本演讲，还跟夫人埃尔莎说：“既然骚乱在持续，我必须去看看东亚；我至少必须躲避。”这个信息来自凯斯勒的日记[6]。这说明那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准备去中国和日本了，虽然还没有与北大谈妥条件。

3月21日，朱家骅致信爱因斯坦[5,4]，说魏公使不知道他们之前的交流，北大希望爱因斯坦来讲学一年，并提醒爱因斯坦，他曾说过从美国回来后，中国将是他出访的下一站。又询问爱因斯坦将去日本多久，希望他先去北京。还说中国学界将热烈欢迎他，但是会遗憾他只来两周。

25日，爱因斯坦回信表示[5]，以前提出的日期与其他事情冲突，建议的酬金也不够，现在日本已用充足资助邀请他访问四个星期，在此情况下可以再来中国两个星期。他不知道日本方面是否坚持他先去日本，但是希望如此，因为冬天中国比日本暖和点，而访问两国计划是从11月中旬到1月初。日本首先给出了合适的条件，因此某种意义上有优先权，尽管中国的邀请在先。爱因斯坦最后写道：

“我迫切希望能够与您达成您完全满意的协议，从而能亲眼目睹东亚文化的摇篮。”

4月8日，蔡元培通过驻德使馆回复爱因斯坦，表示热烈欢迎，承诺北大将提供爱因斯坦在北京的食宿以及每月1000中国元。魏宸组当天就致函爱因斯坦，转达蔡元培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复魏宸组：

“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placing other countries much at a disadvantage）。”

爱因斯坦表示愿意访问北京大学两个星期，作几场演讲，要求北大支付1000美元报酬，以及承担他夫妇从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的旅馆费[5]。

因为北京大学的财政困难，蔡元培在取得梁启超的承诺支持后，电告魏宸组：“条件照办，请代订定。”[4]梁启超曾经在柏林应夏元瑮之邀，与爱因斯坦夫妇共进晚餐。

7月22日，魏宸组致信爱因斯坦，表示北大接受了他的条件，并将爱因斯坦提出的条件详细复述。还说“北大校方因为能在北京欢迎您而高兴。”[5]

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4]

笔者注意到，就在同一年，爱因斯坦接到了另外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邀请。

8月15日，大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致函爱因斯坦，说他的一位老朋友（Leo Königsberger）的女儿嫁给了在中国工作的医生斐司德（Maximilian Pfister）博士，而希尔伯特受她委托，将斐司德的邀请信转给爱因斯坦[5]。以前人们误以为，在同济医工学校任内科学讲师的斐司德是爱因斯坦的相识[4]。

斐司德邀请爱因斯坦在中国几个城市演讲。

斐司德的美国朋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罗勃生（Clarence H. Robertson）也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信，愿意协助爱因斯坦作巡回演讲[5]。罗勃生告诉爱因斯坦中国各地对相对论有强烈兴趣，已有大量中文文献出版，希望他在上海市府礼堂演讲 [4]。

笔者发现，罗勃生还是金陵大学物理系讲师[5]。

爱因斯坦8月28日给斐司德回信。此信有重要信息，笔者根据英文版翻译如下[5]：

“我可能将在中国作几场演讲。迄今我已被北京大学邀请。但是鉴于中国普遍的重大内部困难，我还不知道我是否能接受邀请。我只有两到三星期可能用来待在中国，所以（在北京之外可能去的）只能考虑靠海的地方。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决定，因为北京大学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我愿意作以下的评论：

1）我不能用英语演讲，但是我认识一位聪明的同事鲁西（Franz Rusch）在天津教了很多年理论物理，他能胜任翻译。

2）只能考虑给有一定科学背景的听众作演讲（医生、工程师、教师、等等），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完全的门外汉什么也听不懂。

回到您的计划，请将您的建议通过东京大学寄给我，如果可能，与北京大学协商。你的建议要足够详细，让我能够在此基础上作决定并确定日程。请代我感谢罗勃生的信，并告诉他我的信的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善意邀请。”

信中所说的中国的重大困难是指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的军阀割据、财政困难。鲁西是爱因斯坦以前在苏黎世大学时的同事，当时是天津直隶学院的教授。

信中体现出，罗勃生与斐司德所邀请的是同一件事。大概斐司德提出邀请后，作为物理讲师的罗勃生愿意协助此事。

爱因斯坦本来已经确认接受邀请了，现在又表示了犹疑，实际上需要北大再次确认，而且希望斐司德与北大联系协调一下。

1922年11月13日上午约10点，爱因斯坦夫妇乘坐“北野丸号”抵达上海，14日下午3点离开上海，11月17日到达日本神户。详情请见笔者前一篇文章[7]。

第一次途经上海时，爱因斯坦说七星期后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包括在圣约翰大学[7]。金陵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笔者据此推测，爱因斯坦应邀去那里演讲当与罗勃生有关，后来查证罗勃生也是金陵大学物理系讲师，更是无疑。爱因斯坦途经上海时的日记中提到 “一个中国基督教联合会秘书” 带他去用午餐[7]，笔者猜测有可能是罗勃生。  

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的第一天，从上午抵达码头到出席晚宴，斐司德夫妇陪伴了一整天。 

1922年12月15至18日，爱因斯坦在京都处理了很多信件[7]。这其中应该有12月17日给夏元瑮的回信[1]：

“今日接来书，甚为欣喜。然予恐不能来北京，对于君之盛意，实异常抱歉。此次在日本，以种种原因，费时太久，游中国、印度之决心，竟不能见诸事实。北京如此之近，而予之夙愿，终不得赏，其怅怅之情，君当可想像也。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止能函告一切，君之盛情，敬心领矣。然予甚期望，君不久再来欧洲，吾等仍可会谈也。 尊夫人之处，亦乞问候。”

5天之后，爱因斯坦又收到蔡元培的信。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蔡元培没有与他联系。但是爱因斯坦离开上海后，蔡元培就开始为这封信收集多人的签名，12月8日发出此信[4]：

“您在日本的旅行及工作正在此间受到极大的关注，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您无疑仍然记得我们通过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您达成的协议。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次约。

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爱因斯坦12月22日回信[1]：

虽然极愿意有从前郑重的约言而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这于我是一种重大的苦痛。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想也不便同尊处奉询。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我也因此揣测先生不坚决履行前约。

因此种种关系，我将预备访视中国的时间也移在日本了，并且我的一切的旅行计划也都依着“中止赴华”这个前提而规定。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我今希望先生鉴谅，因为先生能够想见，倘使我现在能到北京，我的兴趣将如何之大。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附白：夏教授的一封信中亦提及先生此信，这信先到柏林，再到日本，在最近几天我才收到。”

爱因斯坦所说的先到柏林的信，应该是指夏元瑮的信，因为蔡元培知道爱因斯坦在日本，而且如果先到柏林，是不会这么快到达日本的。

1922年12月29日，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号”离开日本， 31日11点到达上海。这次逗留是犹太人主导。1923年1月1日，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犹太人组织主办的相对论讨论会[7]。1月2日爱因斯坦乘坐“榛名丸号”离开上海。

1月4日，蔡元培将本文前面所录的爱因斯坦回信译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并写了个跋[4]：

读右函颇多不可解的地方，安斯坦博士定于今年初来华，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里会想到他正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函中说斐司德博士像是受我的全权委托，曾提出什么留华的请求云云，这是我并没有知道的事，读了很觉得诧异。但这都是已往的事，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了。我们已有相对学说讲演会、研究会等组织，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此种重要学说，竟有多少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见得不肯专诚来我们国内一次。我们不必懊丧，还是大家互相勉励吧！

除了新闻报道[7]，在爱因斯坦两次途径上海前后，很多报刊发表了相对论方面的文章。

1922年12月25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第19卷第24期作为“爱因斯坦号”，发表了10篇文章以及爱因斯坦小传及著作目录，还有爱因斯坦夫妇的合影。其中，李润章的《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源自郎之万的演讲；郑贞文（心南）的《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取自石原纯的演讲；周昌寿的《相对性原理概观》，分节介绍了相对论起源、特殊相对性原理（即狭义相对论）、普遍相对性原理（即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以及外尔（H. Weyl）的理论（施郁注：外尔的电磁场规范理论，有错，后来外尔将其修改为量子力学理论）[8]。另外还发表了郑贞文的科学短剧《爱之光》，用人物石佩姒女士和泰漠先生代表空间和时间[1,4]。

《申报》在岁末的星期增刊中刊登北大教授丁巽甫演讲、刘元斗记录的《爱因斯坦以前之力学》，在年初的星期增刊中刊登诺德曼（Charles Nordman） 的《人类思想界之大革命》（陶孟和翻译）[8]。1922年《科学》第7卷第11期的“科学新闻”介绍当时世界各地在当年9月21日日全食期间，再次检验相对论预言的光线弯曲，提到南印度的科代卡纳尔（Kodiakanal）天文台、英国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美国立克（Lick）天文台、西澳洲的珀斯（Perth）天文台，以及荷兰—德国联合远征队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远征队的情况[8]。

1923年1月7日《大陆报》刊登利克（Lick）天文台台长坎贝尔（W. B. Campbell）的文章《科学家拍摄日食照片证实相对论》，详细介绍了他率领克罗克（Crocker）远征队前往澳大利亚瓦拉尔观测的情况。瓦拉尔的日食时间最长，达5分19秒，而且晴朗无云[8]。

商务印书馆还在《申报》1923年元旦刊登广告，说明该馆“备有几本相对性原理的书籍”，包括周昌寿的《相对律之概念及其由来》、周昌寿和余祥森合译的《康德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周昌寿和余详森合译的《爱因斯坦和相对性原理》，郑贞文编译的《最近物理学概观》、闻斋译的《相对性与宇宙》、费详译的《通俗相对论大意》、张哲甫译的《相对论的根本思想》[8]。

在北京大学， 从1922年11月24日到12月13日，丁巽普等7人作了7次相对论方面的演讲，其中12月2日，夏元瑮讲解爱因斯坦及其学术[1,7]。他还应北京高校和报纸之邀，在岁末年初频繁讲演爱因斯坦、相对论和现代物理进展[7]。

当时在中国，相对论不仅是作为一个物理理论，更是作为一个新思想在传播，因此自然引起寻求思想解放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参与推介工作也不仅有相关专业的工作者如许崇清、李芳柏、任鸿隽、文元模、张贻惠、夏元瑮、周昌寿、魏嗣銮、郑贞文（心南）、高鲁、王崇植等等，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如张崧年（申府）、王光祈（若愚）、杨杏佛、徐志摩、陶孟和等等[1,2,4,9]。周恩来曾将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拟，王光祈和李大钊等人一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还推荐了毛泽东和赵世炎，魏嗣銮加入，并推荐了张闻天[4]。

对于这个问题，当年民国日报曾提出两个原因。第一，爱因斯坦要去耶路撒冷担任新成立的希伯来大学校长。第二，日本人盛传北大经济困难，无法承担爱因斯坦访华费用。戴念祖提出第三种原因[1]，认为爱因斯坦访日期间有了新的物理见解，所以将别的事搁置起来，证据是爱因斯坦后来在船上完成一篇论文，发表于1923年3月。但是正如胡大年注意到的[4]，爱因斯坦并未急着赶回德国， 文章发表时还未回到德国。胡大年提出第四个原因，而且认为是最主要原因，是双方缺乏交流、以及斐司德要求爱因斯坦用英语演讲，从而造成双方误解，并从根本上归结于军阀混战造成的阻碍科技文化发展的大环境。在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北大财政困难导致爱因斯坦怀疑北大的践约能力。所以这个原因实际上是与第二个原因相通的，虽然爱因斯坦早就知道北大财政困难。胡大年调研了北大财政困难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当时军阀割据，北京政府拖欠高校教师的工资达数月之久。

笔者注意到，最初日本以两千英镑等条件邀请爱因斯坦访问四周，两周在东京，两周在其他地方。但是事实上，他在日本待了六周。笔者整理了他在日本的实际行程[7]，他在东京待到12月1日，然后在若干城市频繁活动到12月14日，总共四周，与最初的计划完全相符。从12月15日起，在日本的活动大多比较休闲。

无论是爱因斯坦7月24日给中国的答复，还是他第一次途经上海时所说，都表明他将于七个星期后，即新年前后，来中国正式访问。按这个时间安排，就不存在他给蔡元培回信中所说的“将预备访问中国的时间留在日本”这个问题，蔡元培的信12月22日到达，稍晚，但是并没有迟到。所以严格来说，爱因斯坦取消访华计划违约了。

笔者认为，虽然最初日本邀请爱因斯坦访问的时间是四周，但是后来在爱因斯坦抵达上海之前，已经将访日计划延长了两周。但是增加的活动不多，比较休闲，想必也有报酬。

爱因斯坦在给夏元瑮的信中所说“现以要事，急须西归”应该是个重要因素。什么要事呢？西班牙之行应该本来就在计划之中，因为1920年西班牙就对爱因斯坦发出邀请[4]。

因此很可能爱因斯坦是将本来用来访问中国的两周时间转移到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当然非常重要。他第二次途经上海时在犹太人的招待会上的致辞就集中于在耶路撒冷建设的希伯来大学。后来他在归国途中确实在巴勒斯坦访问了两周，而且最深深地感动了他，犹太复国主义东道主也希望吸引爱因斯坦去定居[6]。这与当年民国日报猜测的第一个原因有所一致，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是不是被邀请去当校长。

笔者为以上推测找到两个支持性证据。

第一个证据。1922年9月18日，爱因斯坦即将开始远东之行时，写了封信给瑞士驻柏林领事馆说[5]，各国向瑞士公民收的签证费对于在德国工作的人显得贵，他以前都能要求豁免，但是手续繁琐，所以要求瑞士使馆给他办外交护照，以便可以自动免除各国签证费，而且旅行方便。为这事，爱因斯坦写道：

“我将到日本、中国、荷兰属印度、西班牙旅行…”

没有巴勒斯坦！因此是后来改变了旅行计划。

第二个证据。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5]，告诉德国驻沪总领事悌尔（Fritz Thiel），他觉得有必要接受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日的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因此怀疑能否履约在中国作演讲。事实上，爱因斯坦返程途中没有去巴达维亚。笔者注意到，巴达维亚与巴勒斯坦发音接近，有可能悌尔误听了。也有可能因为犹太人问题的复杂，爱因斯坦不便透露要去巴勒斯坦。

不管怎么说，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对于能否来中国访问，私下已经动摇了。

为什么动摇？一方面是他对之有责任心的巴勒斯坦邀请他，另一方面他的动摇在8月28日给斐司德的信中已经表达了，是因为“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重大困难”，他最后选择去巴勒斯坦而没有去中国，可能与之有关。

爱因斯坦当时对自己应得的报酬是在乎的[10]。北大最初开出的报酬比较低，后来又发生财政困难，这些情况确实容易使爱因斯坦担心北大能否兑现报酬。他8月28日给斐司德的信就有试探之意，至少表露了不确定。

斐司德和罗勃生的邀请又节外生枝。爱因斯坦12月22日给蔡元培的回信中说：

“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

其中斐司德所说的请求是什么？胡文说是斐司德建议爱因斯坦用英语演讲这件事[4]。笔者不同意，因为语言问题不会是关键，总归可以有人将爱因斯坦的德语翻译成英语或中文。事实上，爱因斯坦8月28日给斐司德回信中已经提出由鲁西来翻译。

所以笔者推测，这个“与我们从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的请求”就是在北大之外作演讲这个事情本身。结合爱因斯坦8月28日给斐司德的回信来判断，斐司德和罗勃生邀请爱因斯坦在上海和南京作演讲，看样子没有明确说明报酬问题，否则爱因斯坦给斐司德回信时不会不提。爱因斯坦回信中一方面表示不确定，一方面又建议斐司德与蔡元培商讨，实际上就是要将访问中国的计划重新统筹规划。没有资料表明斐司德有没有按爱因斯坦建议，与北大联系。但是可以看出，蔡元培没有给斐司德任何委托，他们之间也没有一个对爱因斯坦访华的协调。斐司德没有主动向爱因斯坦表明他与北大无关，所以他所邀请的爱因斯坦在上海和南京的演讲似乎成了北大报酬覆盖的额外工作，而斐司德也似乎成了蔡元培的代表，所以爱因斯坦觉得与以前约定相抵触。  

爱因斯坦不是轻易答应作演讲的。事实上，当时有小道消息说，旅沪德国人对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很冷淡，为了辟谣，德国总领事悌尔曾试图安排爱因斯坦第二次来上海时，去同济作演讲，但是没有收到爱因斯坦回音[5]。

不过也应该看到，虽然爱因斯坦对于访问中国有所动摇，他依然对外表示七星期后来华访问，给蔡元培的回信也反映出他还是在等蔡元培的音信的。爱因斯坦不是惟利是图的，如果蔡元培在爱因斯坦第一次途径上海时与他有所联系，或者及时与爱因斯坦再次书信确认，很可能爱因斯坦在必须去巴勒斯坦的前提下，12月15日就会离开日本来中国访问两周。但是他五周内没有收到中国的信息。收到蔡元培来信时，在日本只剩一周了，而且12月24日还将有一场公众演讲，所以只好放弃去中国访问。

总结而言，爱因斯坦取消访华的原因，首先是要在回程中访问巴勒斯坦，然后是同济斐司德发出额外演讲邀请，却大概没有明确额外报酬，也没有联系北京大学作协调安排，加上在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北大也没有再次与爱因斯坦联系确认，一方面使得爱因斯坦不能确定约定报酬能否兑现，更使得斐司德似乎成了北大代表，其额外要求也就成了北大报酬覆盖的额外工作。

从蔡元培为12月8日致爱因斯坦的信征集签名，和他发表爱因斯坦回信时所写的跋，可以看出他的拳拳之心和对爱因斯坦的无比重视！爱因斯坦最终未能正式访华是历史的遗憾，然当年孜孜追求科学真理的前辈，永远令人敬重！ 

参考文献： 

[1] 戴念祖, 爱因斯坦在中国, 社会科学战线，1979 (2): 74 

[2] 戴念祖, 物理, 2005(1):2  

[3] Hu, Danian,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胡大年, 爱因斯坦在中国,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6. 

[5] Einstein A.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6] Eisinger J. Einstein on the Roa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中译本:《爱因斯坦在路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7] 施郁，1922年的今天，爱因斯坦在上海滩做了些什么？ 知识分子，2017.11.13.

[8] 许步曾, 爱因斯坦的两度访沪, 上海档案, 1991年第5期；寻访犹太人。

[9] 刘钝，革命、科学和情爱，科学文化评论 2004第4期。

[10] 施郁, 98年前的今天，谁一夜成名。 知识分子，201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