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隅良典

撰文 | 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

责编 | 吕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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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科技兴国，人们常常拿美国做标杆，认真研讨美国的政策、法令、机制、做法，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但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美国从本质上有着很强的求真、实证精神，再加上它实事求是、标新立异、勇于探索的传统，美国的强大并不让人意外。此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社会对外来人才的包容度非常高。

这些都与我国的文化和传统有较大距离。

相对而言，与我们地缘、文化相近的邻邦——日本来比较和分析，也许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情绪很复杂，虽然两个民族在人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等方面都很相近，但我们却往往不太愿意正视日本的崛起。尽管曾被日本打败，中国人的心里却从来没有对日本产生过足够的尊重。

日本的科技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接连斩获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连生物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都在2012年有了零的突破，而今年的生物医学奖，更由在日本土生土长，仅在美国做了几年博士后学习的大隅良典一人斩获。日本科学家获诺奖，不仅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和在世界的地位，也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学习日本的经验，研讨日本的一些做法，可能会给中国的科教兴国带来一些借鉴。

我想大概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用以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的思考和讨论：

1）科学家参与重大决策研讨和制定

譬如，为应对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脑计划”（BRAIN），日本的大型科技项目“脑计划”（MIND）应运而生。与美国相似，日本政府只是说“要做”脑科学计划，而不指定“做什么”或“怎么做”。

这完全是由一批资深科学家经过广泛吸收神经科学界的意见，随后反复讨论形成书面意见，将整个战略计划的建议交给政府，帮助它做决策的。政府只可以决定“做与不做”，却不能轻易改变“做什么”和“怎么做”。相比之下，我们的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却是对“做什么”和“怎么做”非常积极，甚至可能在科学家的意见与管理层的想法不一致时，更换一批科学家再讨论，直至符合其想法。

我们很高兴看到科技部终于开始改革，将科研基金分配与科技政策制定分离。这是大好事，也是《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主编饶毅和我早在2004年就曾经给国家建议的。对于科技政策，包括研究的领域、方向、投入的多少、可期望的结果等方面，最清楚的应该是科学家。但是据我所知，我国科学家对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重要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重大科学问题的决策等的参与度却非常低。

这当中存在着一个政府官员与科学家之间的信任问题。

有人会质疑，某些科学家在提出建议时会出于个人或所在单位利益的考虑。这种顾虑在目前的中国现实环境中的确存在，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科技的长远发展需求来看，参考科学先进国家（譬如美国，日本）的经验，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须要有“内行人”，既科学家来决定。国家应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避免利益冲突的制度来保障科学政策、决策的顺利完成。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用好 “战略科学家（能够把握科学最前沿、具有国际威望和战略眼光、能在中国开展工作、有公心、公信力、敢于承担责任，并具有全局观念的）”。战略科学家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他性，他们考虑问题和行事都建立在有利于全局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为了个人利益。

当然，引进只是人才工作的第一步，如何使引进的人才人尽其用才是重中之重。此外，对于基金的评审，也存在严重的官员导向的问题。这里要强调：“评审咨询决策”。科学家既要参与评审，也要对各项科技政策的咨询，更要参与重大项目的决策。

2）对基础科学长期稳定的支持

日本对基础科学的支持曾走过一段弯路，也有过经验教训。他们也曾经过像中国现在这样急功近利的阶段，过分讲究应用、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回报等等。后来他们发现不能太过功利，那样会导致经济没有可持续的后劲。有很多重大科学发现一开始没有明显的应用意义，后来却成了颠覆性的发现。另外，一个国家的强大，也表现在它基础科学的先进，就是追求知识、好奇心驱使的科学探索，那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日本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资是下了大力气的。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政府对科研工作的拨款总额增长了约六倍；到了198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地提出“技术立国”政策，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费用达1800亿日元；到1990年代，政府批准“科学技术厅”的预算突破五千亿大关。由于这样长期持续地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日本的科学家，尤其是一些精英学者可以比较安心地去从事基本科学问题的探索而不必经常担忧科学基金的申请。

3）在制度和文化上保障“外智”引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科研硬件条件一般不会比国外差。但是很多从欧美等科研先进国家引进的人才归国后还是感觉“水土不服”，这与整体的社会环境这个“软条件”有很大关系。加强对归国人才的安置工作，必须要努力提升这个“软条件”。

日本国际化程度高，对外国人比较friendly（友好）。譬如，日本的“理研”（RIKEN）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有很多不同人种的科学家，那里也有很好的服务体系来支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同国籍，族裔，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可以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科学火花，对科技进步极为重要。著名政论家Thomas Freedman 总结了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我们对科技人才的引进，目前主要局限在“海归”的中国人，很少有对其他人种科技人才的延揽措施。

我们在引进人才之后，还应该完善人才安置的后续工作，使其能够快速、平稳、顺畅的融入整个社会环境。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应是简化各种繁复的手续，放松政策环境，催生相应专业化服务产业的出现。

4） 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坚持

很多人都注意到，别出心裁和突发奇想的创新往往不是日本人做科研的强项。

他们不是那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那么善于首创或开辟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是那么地崇尚冒险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人的科学成就，主要靠的是严谨、认真和坚持。

事实证明，依靠严谨、认真和坚持也能做出世界级的重要工作。饶毅曾经指出：“单靠认真的人群做出非常突出工作的比例较低，需要较多的人认真工作才能产生少量非常突出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靠认真而做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也就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认真做科学技术，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仅发达，而且普遍”。 

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坚持，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日本这个民族喜欢追求极致的完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匠人精神。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可以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将这件事做到极致。要证明一个科学现象或原理，也是要反复重复，用各种方法仔细推敲。他们认为发表一个粗糙的，最后不能被重复或者是错的东西，是一种羞耻。那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和长期坚持的工作作风，在日本科学家中是非常普遍的。相反，在当今中国科技界，“短平快”是时尚，几个月做出的东西就要发文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很多发表的成果不可靠，不可重复，影响很坏，对中国科技的长期发展也极为不利。

我所认识一些日本科学家，不太欣赏所谓“弯道超车”这样的说法，也不会轻易的放弃一个课题，更不会经常更换课题，这与中国当下一些人游走于热门领域，专挑影响因子大的课题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著名神经科学家中西重忠（曾做出过有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告诉我，他对选题是极为慎重的。从我的观察来看，他们一般会选择技术上很困难，需要耐心下功夫的题目。从事研究的时候也是非常讲究纪律性，一步一个脚印，严格地按照程序做事情，长期坚持。这样也可以做出很优秀的工作。

5） 科技界崇尚秉持诚信文化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著名的日裔美国学者，当代世界哲学名著《历史的终结》的作者。他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日本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和意大利为代表。

日本拥有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这对科学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活动，对科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信，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必须实事求是，对科学结果的表述也必须真实可靠，任何夸张、误导、模棱两可都会危害科学的可信性。

科学家之间的交往也需要诚信。日本科学家之间普遍具有的较好的信任、忠诚和双向责任感，能够激发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感的团队合作。躲躲藏藏、怀疑猜忌、隐瞒或说谎的现象在日本科学家之中是罕见的。对他人科研成果的信任，能够有效避免大量繁复重复性工作，进而形成一个高效的科研环境。而在中国人的社会，诚信的普遍缺失导致了大量地作假、剽窃，夸张，抢夺课题和争夺作者权等事情持续不断发生。

日本还是一个讲究“廉耻感”的社会，作假往往会付出比其他国家严重的多的代价。例如，声称发现新型全能细胞——STAP细胞的小保方晴子，几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曾引起国际干细胞领域的轰动。但是随后即被指出小保方晴子可能存在学术造假行为，接下来，整个日本社会对其所在研发团队的信誉不断提出质疑，就连各个与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学者都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出来澄清自己是否有过学术不端行为。

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可能会葬送一个科学家的整个学术前途。这与日本人具有的强烈荣誉感和廉耻感有很大关系。就在小保方晴子当众道歉后不久，其所在的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导师笹井芳树自杀以向公众谢罪。强烈的“耻感”让笹井芳树认为，只有自杀才能洗刷耻辱。如此高廉耻感的社会，能够孕育出严谨而求实的科研环境。而中国目前科学界有着严重的浮夸和急功近利的氛围。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不管用什么手段，欺骗包括隐瞒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谁做出来谁就是英雄。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中国科学界的正常学术交往和合作。